试析西汉前期私营工商业的兴起

西汉前期的私营工商业在汉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在把握西汉前期制度、理论变迁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其间私营工商业兴起的背景,分析主要相关政策及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认为汉初私营工商业的兴起是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经济方针以及实行授田制等背景有密切联系的,也和"弛山泽之禁"、允许私铸货币等主要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的,但同时它也给汉初的经济结构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民国前期粤港航运业

粤港水运大致分为两部分,主要是通过珠江水系尤其是珠江口省港线路来沟通,其次是广东沿海各通商口岸至香港的近海航线。 近代史上,中国民族航运业无力开辟远洋航线,粤港航权也被外国轮船公司所攘夺。19世纪70年代,津、粤商人都“久经禀求”集资购办轮船,被李鸿章禁阻。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后设广州分局,由唐廷枢兄弟长期控制,垄断广州至港澳及北方各口岸的沿海航运。一般商人遂转向于短程运输的小火轮,在广州出现了肇兴公司、源     

民国前期广东外债概述

民国时期,广东政府历年税收不敷财政支出,只得乞灵于借债、发行公债库券和银行兑换券等手段,以作弥补。历届政府曾举借了巨额外债,由是常借新债以偿旧债,债台高筑,无法按期清偿。但不同时期,广东借外债的用途亦有相异。一般来讲,早期因军阀割据混战,当政者戎马倥偬,所借外债多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属于财政借款。而在陈济棠统治时,省内形势较为稳定,故所借外债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实业建设,性质为经济借款。     

民国前期新式法院建设述略

民国前期新式法院建设历经曲折,主要建设集中在省城或通商大埠,广大基层法院建设始终没有摆脱困境。基层民刑案件,大部分交由兼理司法之县知事审断。同时,为了处理华洋争诉案件,在东三省尚设有特区法院,在上海、武汉、厦门也分别设有会审公廨。整个法院体系呈现出杂糅新旧、统系庞杂的特征。新式法院的极度缺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民国前期现代司法的推广与普及。     

民国前期使职设置考略

一 使职与巡阅使的设置及其研究现状 使职官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它作为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事者必不容不究心"(吕思勉语).民国前期使职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巡阅使制度.     

中国（民国前期）的货币

中国（民国前期）的货币［日］长野朗李占才译译者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日本“万里阁书房”编纂出版一套“中国大系列丛书”,作为“非卖品”,内部发行以供日本人了解中国使用。这套丛书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社会、民情等各个方面,很...     

民国前期的立宪主义及其实践

北洋集团掌握中央政权的民国前期,政局比较混乱,社会思想也比较复杂,但立宪主义思潮意外呈现出活跃态势,开国会、制宪法成为一些当权者以及广大宪政主义者的重要诉求,在此背景下开展的一系列制宪活动,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宪法性成果和制度性成果。时人对宪政的内在价值了解有限,当权者的政治表现也不完美,但这不能抵消立宪的积极意义。民国前期的立宪主义及其实践,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进程的重要一环,书写了中国宪政运动史的重要一页。     

民国前期湖南私立教育发展述论

民国前期湖南私立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湖南私立教育发展特色鲜明:一是学校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教学设施较为完备;二是弃用旧式书院规制,采用西方新式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三是从严择师,倾心育人;四是民主管理,从严治校。湖南私立教育发展的原因:一批以教育救国为职志的湖湘精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创办者既秉承了湖湘士林爱国、务实、创新的学风与士风,又具有新型教育家特质,在精神层面支撑了湖南私立教育之勃兴。中央到地方各级当局的鼓励和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湖南私立教育的发展。     

民国前期红十字会皖北救援活动管窥

民国前期,中国红十字会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不断拓宽人道主义服务领域。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皖北人道救助行动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及其所属分会广泛参与兵灾、自然灾害及其他意外之灾的救助,减轻了民众疾苦,为保障民生,发挥了不能小视的作用。     

对民国前期新式法院数量的核实

关于民国前期全国新式法院规模,长期以来估算不够准确,出现早且被广泛引据的是《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统计数据,未能反映南方各省新式法院设置的新变化.其缺陷源于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形势下,北京政府的司法管辖不及于南方各省.     

民国前期宁波盗匪武器装备及其来源

民国前期宁波盗匪肆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手中掌握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其数量之高,程度之先进是当时官方武装力量都鞭长莫及的。考察其武器来源,主要有抢劫警察保卫团枪械,兵以武器售与匪,还有士兵携带枪械加入盗匪队伍。盗匪掌握大量先进武器,不仅为其抢劫掳掠提供便利,也使官方剿捕盗匪带来巨大难度,从侧面反映出官府对民间武力并未实行有效管理和控制。     

民国前期湖南土匪问题的治理及思考

民国前期,湖南土匪问题非常严重。从民国前期湖南政府的治匪措施来看,基本上属于治标。这种治标的方法主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勉强应付于一时,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匪患问题。针对日益严重的土匪问题,当时舆论提出治匪应标本兼治。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社会上游手好闲之人,这是治理土匪等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这些治本的方法,是当时政府不可能办到的。靠当时的政府实行这些彻底的社会政策,无异于与虎谋皮,希望统治阶级推翻他们赖以生存的剥削制度是不可能的。最终根本的解决还是由人民来负责,通过革命,改变军阀割据、贫穷落后的病态社会,直至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统一有序、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民国前期南北地缘话语与政治演进

南北地域观念原本只是乡土性的文化地缘差异,民国前期,这种差异随着政治势力的介入而不断强化。政治人物用鲜明话语来表述自己与对方的不同,深化民众的地缘意识。进入20世纪20年代,南北对立话语表述尤为明显,南方斥北方腐败落后,阻碍民主宪政的实施;北方则视南方为"叛党",以"南征"、"反赤"为自己正名。带有分裂性质的南北地缘话语虽不足以让我们过分地去加以强调,但它在民国前期的政治军事发展脉络中,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追溯南北对立话语表述的缘起与形成,有助于审视表象之下的事实演变和民初的历史发展进程。     

民国前期海军中的留学归国人员研究

留学归国人员是民国前期海军的骨干力量,他们人数众多,并占据着许多关键岗位。他们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军事理论,有力地促进了海军的发展。他们参与进步活动,也参加了军阀混战,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政局。留学生文化交流桥梁的地位、海军留学特殊的制度以及复杂的社会背景是留学归国人员得以发挥重大作用的原因。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农村高利贷问题与土地的流转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绝大多数农家的年净余率为零或负数,旧式金融机构已经衰败、新式金融机构尚处襁褓,农村金融枯竭,农民信用缺失,高利贷肆虐其阃,占农村借贷额的70%左右.不愿变卖田地的农家,只能以土地为抵押,举借高利贷,没有失去土地,却向着变卖土地迈出了可怕一步.借贷用于生产投资的些微,利率的高昂,使举债农家还上抵押贷款的可能性极小,为了生存,以抵押为基础,将田地进一步活卖给高利贷者,在一定期限内失去了产权.田赋之外的捐税、借款的消费倾向、高额利率,使农家无力赎回活卖的土地,不得不进一步绝卖,最终失去了土地产权.大致0.51%的土地流转率,单向度的土地流动,说明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土地商品化程度不高,仍处在前市场阶段.     

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

徐扬号云亭江苏吴县人,家住阊门鱄诸巷,是乾隆年间有名的院画派画家.他专长山水梅花,作品见于著录者三十五种,有不少一直保留到现在.乾隆十六年,清高宗南巡到苏州时,徐扬因献画而入画院.后来得到乾隆的赏识,"十八年钦赐举人,宫内阁中书".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又完成了"盛世滋生图"一卷.顾名思义,他是想通过该画描写出当时苏州市面繁荣的盛况,来颂扬当时"国家治化昌明超轶三代,辐员之广,生齿之繁,亘古未有"的所谓"乾隆盛世".这幅极其珍贵的画,曾保存在清宫御书房,后被溥仪窃出,解放后归东北辽宁博物馆收藏,1959年调来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盛世滋生图",是一个长卷.据画后作者的自跋:"其图自灵岩山起(在苏州城西二十五里),由     

明末至民国前期天津慈善组织的演变与特点

关注历史时期城镇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不仅有助于传统慈善事业研究的深入,也是城镇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占有各种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完整展现了明末至1936年间天津慈善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并对其时空特点进行了归纳。     

晚清至民国前期徽州地区与浙江农业经济的交流

晚清至民国前期徽州地区与浙江农业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交流和互动,这不仅表现在两地临近地带的农人到对方地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大量徽州人在浙江杭州等多处的经商活动,还表现在两地之间农产品的输出和调剂等方面。两地之间农业经济交流的动因,包括徽商推动、地理邻近、交通枢纽带动等因素。这种农业交流不仅调剂了双方的农产品余缺,也促进了两地之间农业技术的传播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增加了徽州留守农民的收入。通过个案考察,我们发现,近代农业经济变迁以及区域互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但农民能积极根据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主动适应市场,反映了传统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     

清代贵州的工商业

清代二百六十七年间,贵州的社会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当时,贵州地区尽管多次发生战乱,生产一度遭到破坏,军需课税甚重,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但是,随着“改土归流”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有所发展,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贵州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土司制度基本解体,地主经济得到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纺织、酿造、矿冶等行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荫芽。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打破了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贵州扩大它的影响。国外资本主义从贵州大量购买桐油、五棓子、蚕丝等土特产品作为工业原料,同时向贵州大量输入毛纺织品和各种“洋货”,从而刺激了贵州农     

城乡“薄海民”:民国前期的离村知识人

民国前期城乡因文化差异而解纽，缺乏一条可以互通的桥梁，造成知识人离村往而不返的新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间的耕读传统已中断，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教育培养出的知识人自己“别树阶级”,其他人却未必接受。向往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城市并未得到太多欢迎，而乡村又已成为一个难以回归的故地。由于在城乡都成了“他人”(the other),许多知识青年不得不漂泊于城乡间、城市间或城市中，成为瞿秋白所说的“薄海民”(Bohem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