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幸福生活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目标,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终极目标。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研究生,作为青年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思想观代表着青年人的主流和方向,也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进步。他们确立什么样的幸福观,不仅仅是其自身的人生选择和生活意义的确定,更重要的是其直接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研究生的幸福观进行时代性的认知与建构。本文通过分析影响研究生幸福观的因素。     

两条路上的朋友(阿富汗)

有两个朋友打算出去漫游,他们把所挣的钱均分了,决心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他俩走了几天,到达了一个岔路口,看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条路有尽头,另一条没有。他们站下来想:“怎么办?我们选择哪一条路呢?”末了他们决定各走一条路,年终在同一地点重逢,平分好处。他们靠拈阄来决定,第一个人拈着走有尽头的路,第二个人走另外一条。走在有尽头的路上的那个人,晚上来到一个城市,便留在了那里。另一个人踏上没有尽头的路,走了整整一天,晚上来到一座高山前。他爬上山,看到一个老妇人坐在那里,她手里拿着一个线球,正转动着它。她问他:“喂!先生,你干什么?是对生活厌倦了吗?为什么来到这儿?你注定要被杀死在这儿。”他问:“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老妇人回答说:“他们对我施了魔法,我被     

发现孩子的长处

曾在一本书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流浪到巴黎,期望父亲的朋友能帮他找一份谋生的差事。“数学精通吗?”父亲的朋友问他。青年羞涩地摇摇头。“历史、地理怎么样?”青年还是不好意思地摇头。“那法律呢?”青年窘迫地垂下了头。“会计怎么样?”……父亲的朋友接连地发问。青年都只能摇头地告诉对方———自己似乎一无所长,连丝毫的优点也找不出来。“那你先把自己的地址写下来吧,我总得帮你找一份事做呀。”青年羞涩地写下了自己的住址,急忙转身要走,却被父亲的朋友一把拉住了:“年轻人,你的名字写得很漂亮嘛,这就是你的优点…     

无定法的田野——天桥艺人调查的回顾与反思

混沌中接受调查任务在从事天桥艺人调查之前,也就是刚刚进入硕士二年级的学习期间,我正对民间信仰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确切地说,我对形形色色的神灵在现代乡村社会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对神与人二者之间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理解我记忆中的和现在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民众的世界观。同时,我雄心勃勃地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系统阅读国内外学者有关民间信仰调查、研究的书目。也正是通过这些书的阅读中,我知道了李亦园和乔健二位先生,并为他们的研究风格和表述方式所吸引。因此,当我的导师刘铁梁教授在1999年9月告诉我乔健先生希望找一个人在北京天桥调查,作为其“传统底边社会研究”的一个子课题时,我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并希望从这次合作中,学习以乔健先生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学者那种精细、严谨的调查方法。     

早期美国华裔青年的自我认同：兼评雷洁琼硕士论文的历史意义

以雷洁琼1931年的硕士论文为原始资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华裔青年的自我认同,论述了芝加哥学派对早期华人华裔研究的影响,华裔青年群体的成长过程、种族压力下的华人家庭生活、华裔学生在美国公立学校的经历、在就业上所受到的歧视以及渴望返回中国的心理状态。提炼出一个观点：在美国族裔关系中,只要整个华人族群的地位低下,华裔青年的自我认同就无法摆脱“外国人”的阴影;华裔青少年在语言、思维、生活方式及社会举止上的美国化仅仅是一种单方面的改变,并不能使他们成为一个美国社会认可的美国人;在一个种族意识强烈的社会里,文化上的美国人不等于是种族上的美国人。     

似嫩而苍——隐士倪瓒

中国古代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精神上有着独特追求：他们并非都能成为社会的统治却大抵有着“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无法“兼济天下”的同时,“独善其身”便成了他们的普遍追求,这也是人们为了保持内心纯洁和高尚情操所做的选择。“隐逸”则是这一选择最直接的方式。“隐逸”并不代表不关心政治,它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造就自己完美的人格;他们在意但不干涉实事;他们追求一种洒脱的生活方式。     

促使我参加革命的摇篮——大同和晋西北

有些老前辈曾这样对我说;“我们都老了!我们应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金钱、财产?不是;名誉、地位?也不是.那么究竟留下些什么呢?要留给他们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的火炬和革命的传统.”我这个外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工农革命队伍后,生活在点油灯,吃山药蛋、小米饭的山沟里的革命根据地,在那环境艰苦、物资器材奇缺的环境中,我是怎样才经受住了考验而对中国革命始终如     

甘肃永登薛家湾人的“隐语”

在古丝绸之路途经甘肃的中道,距永登县城4.5公里处的庄浪河西岸,生活着一个以算命为生的流浪群体,人称“东方中国的吉卜赛人”,这就是薛家湾人。薛家湾村有一百多户人家,居民不上千人。薛家湾人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有着独特的习俗,语言习俗更具特色。汉语是薛家湾人的日常生活用语,这是一种带有河州(今临夏)口音的永登方言。但他们还使用着一种只有他们这个群体内的人才懂的“语言”。这种“语言”,一般叫“黑话”,语言学术语叫“隐语”。他们这种隐语是世     

儒学与当代文化发展——访陈大络先生

1989年10月7日,笔者与前来参加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主办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与学术讨论会”的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陈大络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就文化这个问题向陈先生做了请教,陈先生是台湾著名学者,已有许多论著问世.程:陈先生,您认为台湾对大陆的儒学和孔子研究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新趋势?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化(社会)的研究倒底是何关系?有何意义?     

我和书

在北京天桥小戏园子唱戏,真是长知识、见世面,也招龙引凤啊!著名教授侯仁之、吴组缃,以及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先生,还有赵树理先生等,那时,都深入到社会底层,向民间艺人学习。他们带着学生看天桥小戏园子,听小戏棚子里的说书,看什样杂耍。侯仁之、吴组缃先生还带学生来我住的小房子参观。他们发现我窗台上有一排小人书,觉得奇怪,便问:“凤霞,你摆这么多小人书是……”我看出侯先生不明白,说:“这书是我看的。”侯先生惊奇地说:“怎么,你看小人书?”我说;“是,因为我不认字,不会看字书。”侯先生很同情我,说:“你爱书,好。努力学会认字吧,我相信…     

利他之心——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真谛

当代日本著名的大企业家稻盛和夫先生在其《新经营·新日本》一书的“关怀同情之心———我的人论”一章中 ,对利他之心进行了精辟透彻的论述 ,并且以此为他的“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奠定了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概括起来 ,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只有抑制利己之心 ,才能实施“以心为本”的经营。这里所说的经营 ,是广义的经营 ,不仅指企业 ,而是泛指人生、各种事业、国家、国际社会等的经营。关于抑制利己之心 ,在东西方哲学、宗教、道德等著作中有许多至理名言 ,有的是作为人类一种纯粹的理想 ,希望书于竹帛 ,有的只限于个人…     

面包和水仙花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说:“假如你有两块面包,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这句话寓含着深意。我想,“面包”指的是物质生活,“水仙花”所指的应该是精神生活。穆罕默德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你的物质生活已经足够富裕,那么你就应该放弃一点物质上的追求,去换取精神上的享受。这话的确很对,但是,如果物质生活还不够富裕呢?这时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现在是学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完全依靠父母,因此我们不得不为以后的“面包”着想。老师和父母当然更是这么看了。所以,他们平时总是鼓励我们多看课内书,多做题。语文书里的课文,我们很少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阅读。这样的学习生活,虽然也让我学到了     

大作家的隐私生活

他们大多是举世闻名的小说巨匠和文学泰斗,曾经写下过世界上最脍炙人口的戏剧、小说和诗歌,然而在这些天才作品的背后,他们本人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美国纽约作家罗伯特·希纳肯伯格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伟大作家的秘密生活》一书中,首次向人们披露了这些知名作家们在自传或传记中也从未披露过的一些“绝对隐私”生活。     

《时尚先生》夜宴中国精英男士——2007年度“时尚先生评选”颁奖盛典马爹利名士魅力呈现

1月23日,由《时尚先生》倾力打造的2007年度“时尚先生评选”颁奖盛典在北京展览馆震撼登场。2007年的“时尚先生”们展现给大家的是一个个越来越饱满,越来越充沛,越来越昂扬的时代形象。他们的工作领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用睿智的思想为社会创造最大化的价值;他们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从赵光贤先生问学小记

赵光贤教授是史坛泰斗陈垣的入室弟子、著名的先秦史学家,他的《周代社会辨析》,是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作之一,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1984年,我有幸忝列于先生的门墙之下,从此常随左右,问学请业,得接风范,久被教泽,经历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事。先生在高校执教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素奉“授业”为天职,至今乐此不疲。我读研究生时,先生已是古稀之年,但仍坚持每周为我们授课一一次。每次我们来到先生的书房,他都已端坐在藤椅中等我们,讲课用的书一一摆放在桌上,有的已翻开,我们一落坐即开讲,几乎没有什么闲聊之语。开的课程有“《尚书》研读”、“《诗经》研读”、“《左传》研读”     

东亚共同体笔谈——“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问题已经成了东亚各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热烈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东亚各国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也参加进来,以不同方式鼓动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固然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亚地区前景的担忧,是许多人鼓吹“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经过千百年的演进,东亚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像现在欧洲国家一样,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还是要重蹈欧洲国家的旧日覆辙,在融成共同体之前也来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无疑,对东亚历史的再认识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目前东亚国家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徘徊在历史中。东亚国家间关系中时隐时现的矛盾和问题,无不与历史的纠葛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有多少?或说历史能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什么?正是为了解读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应邀参加本专栏讨论的作有在国际学术界声明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尽管他们的地位和视角不同,观点差异很大,但思考的主线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经验问题,每一篇章都不乏予读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这组章会给“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学界朋友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恐怕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对历史的超越。而重新认知和梳理东亚的历史,或许正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     

戴着地理眼镜读书——《空间的生产与重塑——流动中的文化古镇》书评

<正>《空间的生产与重塑》一书选择的空间单元是镇。这个空间尺度容易让读者产生带入感，因为每位读者都有关于“镇”的直接和间接了解，并能够以之为基础，进入本书作者讲述的“江南文化古镇”。镇是一级行政地理空间单元，在中国城市大致对应街道（社区）。人们鲜活的日常生活经验，都是在这样大小的空间单元中建立的。也许有人会说，人类学家更偏爱选择村落作为基本地理单元，如费孝通先生选择的江苏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林耀华先生选择的福建古田县湖口镇黄村。我猜想本书作者郭文教授选择“江南古镇”，原因之一是而今人们日常生活的半径已超出村落范围，在江南地区更是如此。     

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人

我曾在美国当过常驻记者,在大学里讲过15个月的学,还在小城市里以普通老百姓身分生活过一年多。然而,我今天的自我感觉仍然是:对这个偌大而又复杂的国家,有所知,但更有所不知。美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提问者老少均有,总带几分疑惑。人们渴望了解美国,愿望却并未得到满足。我琢磨,这也许与我们国内的宣传常常要服从政治需要有关,一个普通老百姓常难以看到客观真实的全貌。 美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它危机四伏,却又生气勃勃,这是为什么?它如此年轻,只有短短的216年的历史,却一跃而成为左右世界局势的超级大国…     

落在欲望城市的眼泪

很多朋友不理解我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我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一直做的是财经类记者,对于书中所记叙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女性“一夜情”故事,我是陌生的。我以前一直以为,那是别人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会如此“痴迷”地采访和完成这些故事。的确,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个意外。 我还是要感谢欧阳雪,我书中的第一个叙述者。一个酷夏的夜晚,我在三     

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六十年代的分析

谁最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在六十年代初中期,是西方政治家们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熊向晖先生《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一文(载中央党史出版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真实地披露了毛泽东与蒙帅之间的交谈,以及双方对这一问题的带有谋略的考虑。这刚好说明了西方大国此时的一种动态。蒙帅和毛泽东的这次会谈是在1961年9月。当时,对中国人说来,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