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识字运动浅论

自1929到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识字运动持续了近二十年,把清末以来的简易识字教育发展为一项以基础识字教育为核心,涵盖教育、政治、社会多层面内容的系统教育工程。识字运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配合,以民众教育馆为社会管理机关,民众学校为基本组织形式,民众图书馆为"活的教育中心",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教育方式同时进行,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成为民国教育领域中的一大亮点。其成败得失,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伪政权统治区曾分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东亚联盟运动。东亚联盟运动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内容,从思想上、文化上为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目的服务。日本的东亚联盟以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相标榜,比日本国内其他侵略理论和“兴亚”运动更加具有欺骗性。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东亚联盟运动则与新国民运动相配合,旨在加强伪政权的统治,为投敌行径制造理论根据。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扫盲运动,起源于一战期间赴法华工的识字教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应教育普及化和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扫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众多机构、团体和学者介入其中。而以平教会为这一运动的主力和中坚。平教会的扫盲运动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对民众识字率从而对其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扫盲运动中,教材教法不断完善,民众教育经验不断丰富,晏阳初等平教会知识分子为此付出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平教会扫盲运动的总体成效与他们的预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个中原因,大而言之,与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则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对文字的需求程度有相当的关连。     

北洋政府时期的将军府及将军名号的封授述论

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为灵活解决全国军官的外放内调,特设将军府,虽明颁《将军府编制令》,但该机关在国家军事政治生活中并不能起到应有作用,只是中央政府笼络大小武人的一种手段。将军名号的封授,并不完全按照军功进行,而是充斥着权力的纠葛纷争。因并无实权,故北洋军政要员对管理将军府事务这一虚职纷纷避让。日形局促中的将军府终在存续十余年后于段祺瑞"执政"时代废止。张作霖为安抚手下,再启将军封授声浪,但已与昔日将军府无大干系。该制度推行未及半载,即随着北洋政府在全国统治的结束而无形废止。关于将军府研究,前辈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但或语焉不详,或有"拔高"及不确之处,兹于本文试作梳理。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

本主要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县自治的实践及其失败原因。县自治是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被视为由训政向宪政过渡的基础。为此，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法规，投入了难以数计的人力、物力、财力，但结果以失败告终。本认为，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现代社会变革能力的低下、县自治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失当、自治人才的匮乏、县自治推行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日伪统治下的日语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先后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并扶持傀儡政权。为配合其对华战争形势的需要,铲除沦陷区人民强烈的抗日意识,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采取强制方式,大力推行日语教育,以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情愫。本以日伪统治下的华东华中华南地区为中心,探讨伪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日语教育的状况,揭示其奴化教育的实质。     

“铁蹄”下的“鲜花”--国民政府时期五月纪念述论

五月在中华民族斗争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许多重要的事件都刻写于此月,它有"纪念月"之称。五月的记忆层层叠加,以耻感为基调,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内省,以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为依归。鉴于五月所具有的巨大政治能量,国民政府对五月记忆进行了有意识的规训。在抗战期间,五月也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文化因素,为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国人用鲜血浇筑的"五月梦"寄寓了民族的胜利与自强憧憬。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最初只是在特定区域为"剿共"清乡而创设,随着国共战争区域的扩大,国民政府逐渐将这一制度定为一个常设的地方行政制度,从而在省县二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增加了一个中间层级。本文拟对此制度的创设及得失作初步探讨。     

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台湾的"去殖民化"教育述论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由于日本统治者在岛内长期推行以泯灭台胞民族意识、植播奴化思想为目的的殖民教育,因此光复初期,清除日本殖民教育之遗毒成为当务之急。从台湾光复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期间,国民党在台实施的"去殖民化"教育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日本殖民教育所遗留下的各种问题,重建了教育体系,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弘扬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国民党过分强调其思想控制的独裁政策以及教育行政腐败等因素,冲淡了其"去殖民化"教育的效果。     

歪曲历史的“国民运动”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将其编写的预定于2002年使用的初中教科书交付部省审定之前,特别编写了《国民的历史》一书作为教科书的宣传。该对“编纂会”人为地制造《国民的历史》的“畅销”以及为此煽动国民运动的缘起、经过、现状和所谓“国民运动”的本质等进行了披露和分析。《国民的历史》一书对日本年轻一代历史观形成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和对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的危害是严重的。但是,编纂会所从事的逆历史而动的运动前途是渺茫的,其违背民意的举动必将受到严厉的批判。章还同时介绍了与编纂会做斗争的进步运动及组织,号召进步的有识之士坚决抵制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逆流。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盐税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同,效果也有明显区别。抗战期间的盐税政策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对此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还是比较注重民食的,实行的盐税税率有升有降,但起伏幅度不大;而在1942年以后,其盐税政策的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由于意外损失准备金、专卖管理费、战时食盐附税、国军副食费的陆续开征,盐项税率有大幅度抬升的趋势,国统区通货膨胀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国民政府对抗战准备的缺失以及其内部的腐败影响了战时盐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论克里斯玛、职业激励与国家运动

在合法性压力下由官员任期引发的中国运动型治理是制度性与周期性的。基于连任或晋升激励的官员借助垂直化管理,使得国家运动成为常态。中国权威治理基础经历了从个人的克里斯玛到组织的克里斯玛的转变。组织的克里斯玛通过对岗位任职条件的特定描述并以官员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官员因其职业激励选择出任阶段为最佳时机,通过对上级负责与掌控科层制的便利,以达成超常绩效,推动局部性的国家运动谋求为连任或晋升,进而形成以任期为周期的国家运动趋于常态,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忧虑。     

略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美贸易关系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扩张对外贸易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战争期间英德两大世界贸易强国不仅原有的市场无暇顾及,而且本身也成为美国工业、军火等产品推销和输出市场。这期间美国不仅对欧洲的贸易大为增加,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不断增长。以１９１４年美国出口贸易指数为１００计算,１９１９年出口贸易指数已达３１７,①１９３１年指数高达６９２。②美国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出口贸易由１９１３年的７％增加到１９２０年的１３％。③尽管战时日本经济实力增长很快,已成为美国在远东竞争的劲敌,但美国是在战争中…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可谓有得有失。得之一面为,当胜利不期而至之时,国民政府尚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大体掌控着纷繁之局面,重建其对收复区之统治,同时通过主动发起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会谈,以政治方式因应中共挑战,并通过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局势,使其得以顺利接收,并获取大量物质资源。失之一面为,接收缺乏周密规划,混乱不堪,为官吏贪渎大开方便之门,若干私心自用之政策,广受社会批评与垢病,从而使其本因胜利而得来不易之声望。忽由高峰而低谷,同时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之企图未能实现,军队重新部署亦不尽理想。得失相较,得为短期实利,失则导致了国民政府失败命运。     

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对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解读与透视

本文考察的重点是发生在1931-1934年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起,对位至外交部长高位的王正廷进行的一桩弹劾案。由于该案在处置过程中几经曲折,该案的审理历时近3年,涉及机构既有国民政府、五院,也有中政会、中常会等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关系人物涉及当时国民党党政两界的诸多名人显要。故从案例分析入手,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对此案进行深入考察,不仅对国民党"党治"下五院政体的权力结构、运行和监督机制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这一时期国民党上层人士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蒋介石对权力的驾驭和操控都是一个很好的揭示。     

德国承认汪伪国民政府史料一组

本组史料包括德国外交部与驻日使馆、驻北京代表处来往电,反应了德国在承认汪伪国民政府问题上的态度,可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