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历史研究有“经世致用”、“智识兴趣”、“人类自我认识”这三类基本目的,它们又各自导致种种优劣有别的不同史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决定了宏观思考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史事探究达到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和揭示历史的深层含义,与此相关,理论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有优越的启示、梳理和升华功能,并且对于历史经验和教益能起到特别有力的推广作用。历史思索和论说的理论化包括(1)现成理论的连贯的运用,(2)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成熟和高超的理论化是隐含的而非明示的,有机的而非教条的,倚重经典方法而非滥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特别是经世致用,使当代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

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是模仿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建构的,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思维层面对历史编纂学构成重要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尝试梳理,可见有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皇国史观、现代化论、自由主义历史观等前后贯通,皆对日本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足以提示对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亚洲各国处于"领先"地位说以及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所能实践的客观性程度重新考量。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皆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与重塑作为核心关照而展开。日本历史编纂学推演中的特殊张力,在于其在发展早期融入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语境之中,后来又在重述殖民帝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之间纠结,其对亚洲邻国历史叙述的基调和方式,也应在这一视角下加以透视。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本质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它引起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取向代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社会取向,从而导致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与写作实践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本文探讨了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过程,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兴起,以及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过程及其理论诉求。     

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

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资产之一。在世界史研究和编纂过程中,应当通过对通史传统的深入挖掘和不断发扬,赋予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鲜明的民族特色,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

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概论性著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即历史研究或历史编纂已成为一个体系比较严谨、方法比较成熟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家也成熟到可以对历史编纂、也即史学的自身优劣进行反思。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上,也有像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这样的纵论性或概论性著作,它们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史学批评等历史学科本身的问题进行总结,而非对客观历史事件、人物、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因此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说,上述著作无疑是后来的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前驱。     

继承与嬗变: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简论

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新进展,某些史书编纂旨趣出现了新变化,人物传记与教法史作为藏族最主要的体裁,其编纂理论与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史书将弘扬佛教与考证历史较好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体现出清代藏族史学家高超的编纂能力。     

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

本文在回顾19世纪后期以降朝鲜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与随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学,以及20世纪50至80年代两个朝鲜交织而又差异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概况基础上,通过梳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状况,呈现韩朝历史编纂学重要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变。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主导,80年代以后逐渐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研究方式等影响,出现历史修正思潮,与韩朝史学界自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取向交错感染,辩难纠缠,形成非常复杂的学术状态。晚近韩国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已经做出较有深度的评析。透过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推演历程,可以看到现实价值取向与历史客观性取向之间的复杂纠结。     

苏联时期及解体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趋势——米罗诺夫吉林大学讲学综述

2005年6月10至31日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历史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教授再度应吉林大学之邀前来讲学,米氏8次讲座新意纷呈,其中两次专讲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趋势,综述如下。苏联时期史学理论范式失衡及其后果米氏认为,历史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样,都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如何确定研究对象与如何组织事实。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理论范式的指导。历史学家运用的理论范式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领域借用过来的。目前,社会学领域存在三种基本理论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论、社会冲突论和象征相互作用论(亦称符号互动论),其中…     

唐代笔记对国史的利用

唐代笔记的材料来源,大体有二,一是作者的所见所闻,一是已有的文字材料.所见,为作者亲身经历与目睹.所闻,为得于他人谈论.文字材料,有各类著述,其中包含他人笔记,也包含唐代国史.关于唐代笔记利用本朝国史的情况,历来罕有论述.     

Terriers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er

Terriers were surveys of the sources, chiefly land or `gleeb', owned by each ecclesiastical parish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ir purpose was to prevent theft. They were first ordered in 1604, though earlier examples survive. Thereafter bishops commonly called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a terrier on the occasion of their visitation of the parishes of their dioceses. Most dioceses thus have ‘sets’ of terriers, each relating to a particular visitation.Sets survive from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eighteenth. Thereafter their compilation was more random. Despite loss and damage, they present a very detailed picture of rural and tenurial conditions. They also contain data on crops and field systems, as well as of parsonages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place-names and the personal names of parishioners. There are some urban terriers, but in the absence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y are very much less informative.An Appendix presents a guide to the present location of surviving terriers.     

Teaching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the fiel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edagog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teaching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archival research specific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dergraduate field trip. In so doing, it draws upon students' own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 of conducting archival research during a field trip to New York City and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academics' views as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teaching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perspectives for future curriculum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