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满铁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中日两国近代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竭力鼓吹、怂恿日本政府以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其中“满洲青年联盟”所起作用最为恶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铁又不遗余力地运送大批关东军作战人员和军事物资,修复被中国抗日志士破坏的铁路桥梁,为关东军提供大批经费和抚恤金,参与策划炮制伪满洲国以及为关东军提供大批情报和在满铁附属地内建立自卫团等等。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内阁虽然确立不扩大方针,但自日本经营南满以来,维护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决策要素,驱动决策层势必迎合军部和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推动日本走向扩大战争。同时,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军权膨胀,军权蔑视政权、军权凌驾政权的军国体制日臻完备,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又从下层社会煽起军国热和排外热,加之财阀转向,主动投向军国主义怀抱,形成军财一体,终使日本完成举国一致、趋同侵华国策的异变过程。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关内移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对关内移民的限制政策以及向东北的移民狂潮,中断了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正常进程。随着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数量、移民的空间流向、居住年限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移民运动的畸形发展。     

《盛京时报》与九一八事变

<盛京时报>是日本在近代中国创办的颇具影响的中文报纸.九一八事变前后,该报与日本侵华势力配合,其报道与评论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九一八事变后的<盛京时报>乘势扩张,成为东北第一大报纸.本文试分析<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言论与作为,从中管窥在日本侵华进程中,日办华文报纸的性质与角色.     

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日斗争主要是依靠国联。力图运用国际社会的力量迫使日本撤兵。在这一外交斗争中．作为国民党中央对日决策研议机关的特种外交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外委员在1930年9月30日至1932年1月2日间,以国联为舞台,以欧美国家为工作对象,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场,殚精竭虑,群策群力,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撤兵。作了大量的外交谋划,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同情和支持．也使日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但因缺乏实力为运用外交手段的基础,外委会的种种努力最终落空。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结果,其中国民党及其军队主要负责正面战场作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主要负责敌后战场作战。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准确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也有人片面强调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贬低甚至否认敌后战场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擎起抗日大旗,直接对日宣战,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对国民党予以必要的让步,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立,成为局部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政治保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西蒙的鸦片毒品入侵

日本关东军以鸦片毒品为诱饵,降服了原属东北军的李守信部,1933年5月策划李部进攻察北多伦,从而也开始了对西部内蒙古地区有组织的鸦片毒品入侵;1935年,李部又受命进攻察东6县,日本的鸦片毒品随之西侵,只是因1936年军事进攻绥远失败,对绥的鸦片毒品入侵计划才被粉碎。七七事变后,日本西进兵团很快占领蒙疆,并于9、10两月阃分别建立了察南、晋北及蒙古联盟三个伪政权,于当年12月24日公布了第一个鸦片文件《鸦片业务指导纲要》,从1938年起开始实施。《纲要》的实施不但宣告蒙疆鸦片旧制的结束,也预示了日本对“西蒙”地区的最初鸦片政策将大幅提升——即进入由兴亚院总部主持的蒙疆鸦片时代。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步向全面侵华战争前的准备--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并发动了东北事变并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紧接着日军又不断制造事端,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乃至于整个中国。与其武装入侵相配合,日本当局还竭力破坏和扰乱中国的财政结构,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行准备。本即主要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日本政府对于中国财政进行破坏的种种事实作一详述,其中包括强占东北海关,掠夺关税收入;阻挠西方对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援助;操纵华北走私,摧毁中国经济;破坏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尽管日本政府与军方在对华侵略的具体方式上略有不同,其中既包括日本政府的暗中活动,更明显的则是军方的公然挑衅,但其战略步骤却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而最终目的更是一致,那就是独霸中国,并进而统治亚洲乃至整个世界。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

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是日本侵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分裂状况 ,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个客观因素。事变发生之后 ,直到七七事变之前 ,日本继续以分裂中国为扩大侵略的前导 ,而中国的政局则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双向特性 ,即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趋向并存。但是 ,日本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的扩张 ,都增长了中国的一份抗日情绪 ,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一转换的希望。最终 ,在国内舆情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 ,统一代替了分裂 ,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     

"九·一八"事变前溥仪和日本的关系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是清朝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的风暴赶下皇帝宝座。他虽然退位,但是仍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妄图复辟大清王朝,恢复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千方百计地在我国寻找为其服务的代理人。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九·一八”事变前,溥仪终于和日本勾结在一起,成为日本的又一个利用工具。本文将通过对溥仪与日本这种勾结关系发展过程的阐述,分析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193 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公会一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 ,实行宁粤之间的和解 ,并对诸如罢市这样的激进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 ,银行公会在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息争御侮的同时 ,开始对南京当局的统治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了声势巨大的抵制运动 ,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议。 1 9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 ,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债展本减息方案 ,上海银行公会基本上持合作的态度。此外 ,在支持淞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 ,适时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问题上 ,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土地掠夺

为了实施大陆侵略政策,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就不断向中国东北移民与侵占土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与土地掠夺虽然不是很多,但它是其后的“武装移民”及“国策移民”的先声与基础.文章通过几个典型案例,对“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土地掠夺进行剖析,对日本采取种种无耻手段攫取民地、公地、陵地等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罪行予以揭露.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潮州旅沪同乡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许多旅沪同乡团体积极投入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各同乡团体大力支援前线的抗战。潮州旅沪同乡会在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爱国表现最突出的同乡团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