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日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旧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从国共党际环境的演变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共产党对国民党由敌对关系到合作抗日的酝酿时期,到国共联合建立党际环境联络机制的谈判阶段,再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党际环境日臻成熟的形成过程。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背景下对国共两党抗日态度、立场和政策的影响及关系展开思考,从国共党际环境演变的角度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略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主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经历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四个阶段。本文研究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这一阶段的历史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其间虽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共独立自主的自觉的努力起了主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提出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启动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在此后将近两年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其策略,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力进行调停,促成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与各党各军各派的逼迫下,其方针、政策也几经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之际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际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坚持广西团结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国民党桂系当局坚持两面政策,一方面实行联合中共中央共同促蒋抗日的民族革命立场;另一方面又实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断残酷地镇压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抗日活动。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和广西党组织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试析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将抗日、联蒋抗日的复杂变化过程。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     

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抗日反     

从西安到南京：周恩来奔走国共合作抗日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希望能在南京会商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积极准备周恩来的南京之行。此时,恰逢发生张学良南京被扣的事件,中共中央不得不推迟了周恩来的行程。但是,中共中央仍对国共和谈寄以希望,除改派潘汉年前往南京外,还明确地表明：“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见蒋。”“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全力赞助蒋。”     

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过程中,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是因为受到张学良的很大影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抗战前后中共中央对阎锡山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及影响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抵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不断调整和修改了自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其中对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政策和策略的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从消灭阎锡山方针的确定,到双方战事的白热化;从主动修好双方关系,到双方特殊的抗日合作;从军事上的有限反击,到政治上的不分裂。凡此种种,对整个华北的抗日局势,对中国共产党以山西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开辟,对国共两党联合抗击日寇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专题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二）

互表衷肠 当张学良因“剿共”失利,异常苦闷时,杨虎城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反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他亲赴张的住处进行慰问,并再次劝说张不要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张学良就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诉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发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上。这样,张杨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刘梵天创作《正义之神》始末

正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简称南京"抗馆")位于紫金山北麓王家湾蒋王庙街,是国内首座国际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2014年9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这里曾是国民政府空军的"国殇园",现如今镌刻着4296名为中国抗战牺牲的中外空军烈士的英名。其中,不乏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内的中共地下党人和苏联空军共产党员。一进纪念馆大门,映入眼帘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冯玉祥

九一事变后,冯玉祥慷慨激昂,呼号奔走,呼吁反蒋抗日,进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战大旗。透过冯玉祥“日记”,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这一切绝非偶然。     

西安事变:红军主力秘密南下

1936年12目,西安城内风云突变,毛泽东在窑洞里接到张学良的电报。“蒋介石被扣了”,是战?是和?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主力红军尚未洗去征尘,即奉命秘密南下,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的战略态势,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红军主力秘密南下》使你重睹这一恢弘的历史瞬间。     

论张学良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

张学良自成局面的设想和中共先行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策略 ,是促成“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产生之两大要素。但在该计划的实施步骤及是否反蒋、如何打通苏联等问题上 ,张与中共间存在着某些潜在分歧 ,加之中共的政策由反蒋抗日急剧转向逼蒋抗日 ,打通苏联亦未能成功 ,从而导致该计划终归流产     

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的政权建设——以边区行政公署为中心

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的公署级政权经历了初建与发展的历程。从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到边区行政公署,无论其政权组织和基本职能的创建与演变,还是边区会议制度的建立与改进,都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发展。在建设边区行政公署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主政策,团结各党派、阶层人士,共同组建、改进政府与边区会议,并不断扩大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选举,促进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完成了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外围建立稳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