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莱国泉州宋墓考释

文莱国(Brunei)是南洋加里曼丹岛(旧译婆罗洲)北部的一个小国,人口只有17万人,马来人占了半数,中国人只占了三分之一。它是一个回教国,自古为文莱酋长所统治,到了15世纪,建立了一个苏丹王国;16世纪,沦为葡、西、荷、英的殖民地。19世纪变     

肯尼亚蒙巴萨塔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

"蒙巴萨沉船"是一艘有40门大炮的葡萄牙快速帆船,名为圣·安托尼奥·塔纳号。于1697年在阿曼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的作战中沉没于肯尼亚蒙巴萨市老港口耶稣堡前的水域。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掘,是世界上最早的水下考古工作之一。中国瓷器是发掘中最重要的出水物品。作为一批重要的纪年资料,完整性和保存状况良好,其功能不同于一般的贸易品,是一艘军舰上官兵使用的日常用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全面报告了蒙巴萨沉船出水的238件(片)中国瓷器,对不同窑口和器类进行了统计,探讨了顺治、康熙时期的"一叶盘"和广东产粗胎罐两类器物。研究表明,这些中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窑、福建南部和广东的产品,分为精细和粗率两类产品,可能分属于船上不同等级的军人。但整体上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中出水的瓷器质量要低。可见,葡萄牙人在丢失了印度洋航线的贸易主导权后,依然在进行着小规模的瓷器贸易。他们应该是从景德镇不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作坊中订货,而且是水平较低的景德镇民窑瓷器和更加粗陋的福建地区民窑瓷器,因此产品的质量和风格都有一些差别。     

海帆异彩——明清瓷器上的帆船图像及其相关问题

<正>瓷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手工业产品之一,与贸易活动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瓷器真正作为商品大规模地销往域外,与海上贸易的兴起有着直接关系,大约滥觞于8世纪后半叶。^[1]16世纪开始,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大批瓷器由西方帆船运往世界各地。大约从16世纪末开始,不少帆船图像被用于装饰瓷器,这些图像明显带有海洋与贸易的意味,不仅成为一种瓷器装饰的新时尚,也见证了全球陶瓷贸易的变迁。     

乾隆末年荷兰使团表文重译始末

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德胜使团来华庆贺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并带来荷文和中文两份表文。由于中文表文在译名、文字表达和形式体制上存在诸多问题,广东官员要求并协助荷使根据荷文表文进行了多次重译。对中国官府而言,重译表文既是襄助与规训荷使的重要步骤,也是将整个出使活动纳入朝贡体制的必要过程。     

张弼士实业成功原因探析

张弼士（1840－1916）①,名振勋,原名肇燮（乡下称兆燮）,字弼士,广东大埔人。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始人,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其父张兰轩,清道光秀才,以教书为业兼行医。张弼士幼时因家贫,随父读私塾三年即辍学。1856年,告别父母、兄弟,远走南洋,到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简称巴城）。     

异趣·同辉 广东省博物馆藏清代广式外销艺术精品展（上）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峡湾良港众多,汉代以来就一直成为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枢纽。明清时期,伴随环球贸易航线的不断拓展,从这个枢纽出发,中国的丝、瓷、茶三大名产和工艺美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欧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口通商”御旨的颁布,广东十三行成为清政府特许的唯一经营管理白海路而来的中西贸易的商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政策,广东垄断海路中西贸易近一个世纪,成为清朝全盛时期世界市场的重要环节,也成为中国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与中转基地。     

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并以中华商会为考察对象,梳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荷印中华商会于20世纪初期抵制日货的态度时而温和,时而激烈,且不同地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则形成抵制日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整体形态。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是华侨民族主义精神觉醒使然,受中国和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整体态势的影响,更与荷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亦有华侨自身的商业特点,展现了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开埠

葡萄牙是西方国家在从事海外扩张和殖瓦掠夺过程中,最早通过水路,即所谓“香料之路”,同中国直接接触的国家。从1513丰第一个葡萄牙人驾驶马来帆船到珠江口“通商贸易”,至今,中葡两国之问的关系已有400多年历史。葡萄牙人初来中国东南沿海,是叩关求市,还是扩张掠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明廷及广东官府是如何加以对待的?葡萄牙人立足澳门,是借居、租居?还是“助剿海盗得赐澳门?”这些都是探讨早期中葡关系及澳门历史时,必须首先认真澄清的问题。“九九”回归在即,国人更渴望对澳门开埠的历史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为此,本文依据中外载籍,力求通过分析和论述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客观、公正地再现这段颇为复杂的历史。     

《江苏省志》中的南洋劝业会

1910年(清爱新觉罗溥仪宣统二年)6月5日,由著名南洋华侨实业家张振勋倡议、慈禧太后批准、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和南洋新兵督练陈琪筹办的南洋劝业会在今南京市丁家桥至三牌楼一带开幕。南     

论新疆的中苏贸易

论新疆的中苏贸易于溶春新疆与前苏联山水相连,长期通商。１９１７年至６０年代前期,新疆的对外贸易基本为对苏贸易,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对苏贸易的规模也远远超过新疆与内地各省市的经贸往来,并在中苏贸易中占较大比重。据张觉人推算,“由新疆输至中国内地的货物总额,...     

16—17世纪梅毒良药土茯苓在海外的流播

伴随地理大发现的深入展开,梅毒作为一种新疾病于16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沿海。因应其传入,晚明医家袭用古代医学理论以土茯苓治疗梅毒并取得良效,随后土茯苓便反向流播到印度、非洲、欧洲乃至美洲等地区。在此流播过程中,中药的传统炮制方法也为欧洲各地医师所接纳、采用,频繁载入多语种的西方医籍,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疾病治疗做出了贡献。土茯苓在16世纪中后期迅速完成了从物种到商品,再到大宗商品的属性演变。至17世纪,它不仅堪称日本市场上的药材之冠,甚至还流通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网的各个链条之中,与其他重要商品一同参与了塑造早期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     

十九世纪南洋华人合会试探

十九世纪南洋华人合会试探刘永华在一篇名为《经营金钱》（Ｔｈ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ｏｆＭｏｎｅｙ）的学术札记中,已故的弗里德曼（ＭａｕｒｉｃｅＦｒｅｅｄｍａｎ）教授对海外华人经济成功的原因作了分析。他提到,在那些十九世纪离开中国东南地区,到南洋发迹的华人中...     

张之洞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言论述评

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的过程中,张之洞和盛宣怀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张之洞主张先办铁路后办银行,不愿意保举盛宣怀创办并督理银行,迟迟才同意对御史管廷献的奏折列名复奏,并对中国通商银行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其思想动机,本质上是利益之争,是为了防止盛宣怀由控制中国通商银行进而控制芦汉铁路。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的派系矛盾、张之洞重“官”轻“商”的“官本位”思想及其现代银行意识的淡薄等因素也都影响到他对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态度。     

近世后期日本回船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幕藩体制的冲击

江户时期，德川幕府通过大阪中央市场和特权商人集团管控国内贸易，维系幕府统治。到江户后期，随着沿岸航运的日渐发达，联通全国的航运交通网开始形成。西南诸藩借助西日本濑户内海的区位优势，依靠回船贸易成功摆脱了财政困境，同时又因位处迎击西方“黑船”的前沿位置，不得不积累财富并加强武备。回船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让西南诸藩具备了可以对抗幕府的经济实力，也让其统治者及有识之士坚定了贸易致富甚至开国通商的想法。由此，“黑船来航”成为西南诸藩主张开国通商的借口，更成为促使日本推行幕末改革、开启明治新时代的外部契机。“萨长同盟”则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内部政治力量，推动日本走上倒幕维新之路。     

16世纪前后西班牙商人关于白银流失中国的争论

<正>16世纪的隆庆开海,解除了持续多年的海禁制度,让中国商人得以合法出洋贸易,有效推动了中国与国际特别是周边国市场的融通。清朝在定鼎中原后,为遏制沿海地区反清势力,也短暂施行过海禁,并历经“南洋禁海令”的波折,但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发展没有彻底停下步伐。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洋钱”特别是白银不断从海外流入,使中国成为前近代全球的白银流入中心,扩充了中国市场的白银存量,为明清时期的白银货币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球化1.0时期英国的全球治理

19世纪中叶,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海上霸权国家,英国开始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本位制等一系列有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措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整合水平。在全球化1.0时期,英国实际上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它维护海上秩序,废除种种阻碍航海和通商贸易自由的法规,并且在全球铺设海底电缆,绘制世界航海地图等等。后来,由于英国不能正确发挥世界领导作用,无法处理好全球化到一定阶段带来的国家间实力的新变化和矛盾冲突,终于酿成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     

16-17世纪在暹罗的葡萄牙人

16世纪,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相继来到暹罗进行商业活动,并寻求建立贸易据点。葡萄牙人是最早到达暹罗的欧洲人。暹罗丰富的物产早为葡萄牙人所瞩目,同时敏锐的葡萄牙人觉察到,暹罗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与南洋贸易航线上的重要国家,这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中枢。因此,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积极寻求同暹罗建立友好关系,以便能够在这一地区发展贸易、扩大影响。     

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

一 我国沿海劳动人民结伙随贸易商船到南洋佣工,大约从明代就开始了。但是,作为契约华工,作为贩运谋利的对象被诱骗出国,则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达到高潮,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告结束。粗略地估计,这前后二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次。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华工的踪迹。我们知道     

五口通商后从厦门出洋的华工

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五口通商的归岸之一,一些外国商人纷纷涌进厦门,设立各种洋行,经营各种贸易,“从一担糖到一吨茶叶,从一调棉纱到一筐毛线,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货物,同时也充当银行、轮船和保险公司的代理商”。这些外国洋行不仅占领了厦门本地市场,而且冲垮了沿海一带的航运业,使农村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失业的劳动力不得不移居国外另谋生路。而厦门本地的对外贸易,自茶叶出口衰落后,人超现象越来越严重,为弥补贸易上的不平衡,只好依靠出口劳工和华侨汇款来进行补偿。因此,每年由厦门出洋的华工人数不断增多,厦门遂成为…     

早期东南亚各殖民政权对华侨政策的特点

欧人在东南亚各地的殖民地政权陆续建立后,面临的问题是无法撇开华侨直接从事与当地土著社会的贸易活动,既不能掠取或收购欧洲市场需要的各种商品和原料,也难以把携来的货物推销出去。因此,不得不依靠华人充当欧人与南洋社会的贸易媒介,但对华侨在当地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他们的精明强干的能力又深为忌讳,深恐他们尾大不掉而难以控制。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也决定了他们对华侨政策的两面性,既招徐、依靠、利用,又不断加以限制、打击甚至屠杀。而华侨先民则以其不屈不挠的意志与顽强的活力,在明清两朝政府和殖民政权的双重迫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