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贵州省银行

贵州银行于1940年以官商合办的形式组织成立;1947年发还商股,收归官办,改组为贵州省银行;1949年贵州解放后结束。该行成立初期,我是负责筹备人之一;1948年7月到解放前夕,我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其中内幕,知道得较多,现将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实逐一回忆,叙述出来,以供参考,错误之处,希熟悉该行内幕的读者,予以补充纠正,以使史料更臻翔实。     

我所知道的赤色革命互济会

1927年,我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毕业,随即参加了援助武昌震寰纱厂被开除的女工斗争,与20多名同志一起被捕。不久．在广州起义的震撼下,敌人惊慌万状地把20岁以上的人判处死刑．18岁左右的lO余人判处3年或1年徒刑,关押在武昌湖北省第一模范监狱。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几件事

毛泽东一生读过大量的中国古籍,他从这些古籍中批判地吸取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精华,并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工作服务,这在他的著作、报告、讲话、书信以至批文中,是屡见不鲜的。在他借用的古籍精华中,体现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编者按:李家骥曾经担任过13年的毛泽东卫士,在此期间,他和毛泽东的部分秘书例如陈伯达、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均有过较深入的接触.在此,整理者请他回忆他所知道的陈伯达,以飨读者.     

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

1950年．四川省第一次向外省大规模调粮。四川再次大量外调粮食是1959年、1960年及1961年。这三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此时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所以调粮问题成为四川人民议论的焦点之一。四川的调粮是“大跃进”全局性错误中的一个局部性错误．不能离开全局来单独强调这个局部。     

我所知道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1942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让江青过关;1947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江青过关。可是到了1975年,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的康生却揭发江青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对于他们的关系,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做过如下回忆。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所知道的张灵甫

张灵甫是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于1947年5月中旬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被华东人民解放军击毙。这支被称为蒋介石的御林军的七十四师的覆灭,当时震动中外。我与张灵甫共事多年,对他应该是了解的。     

我所知道的皇甫平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波”之后,国内出现了要走回头路的声音,重提阶级斗争,反对“和平演变”,不再提改革开放。海内外都在关注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此时,《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耍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一石激起干重浪,关于中国社会走向的争论风起云涌,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才一锤定音。     

我所知道的戴安澜将军

戴安澜将军是抗战中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周恩来先生曾为他写下了“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挽词。     

我所知道的王树声大将

初识王树声大将是在60余年前。虽说时过境迁人逝消,但在我的眼前时常浮现的仍是那并未远去的血与火的洗礼……“倒地运动”初相见 1942年至1943年底的豫西一带,由于饱受水、旱、蝗、汤（汤恩伯）之灾,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更加之日寇铁蹄的践踏,人们走投无路。为了活命,贫苦农民不得不出卖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     

我所知道的唐子宗先生

唐公子宗先生,安徽省绩溪县人。民国纪元前十三年（1899年）夏历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县之复兴乡（旧称十五都,现为家朋乡）霞水村。本名维城,号子宗,族谱属大字辈。先祖世寿公,先父德教公,咸耕读传家,道德文章称誉乡里。先母张太夫人,系出世族,相夫教子,生养劬劳,鞠育恩深。先生资赋聪颖,庭训严谨,幼读儒书。遂通五经,而贯六艺。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胡乔木从1961年夏开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被审查和“冷冻”,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交代下,他着手筹备和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开展工作。也就在此时,我有幸同胡乔木有所接触,并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中深入了解其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风格,而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所知道的三一子弟学校

抗战期间,我父亲梁勋岑在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②第十三军新编第一师第二团任上尉军医。因此,我得以进入第三十一集团军军官子弟学校（简称三一子弟学校）上学。     

我所知道的河南辛亥革命

同盟会河南分会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初成立时推曾昭文为支部长。当时在日加入者有杜潜、朱奋吾、车钺、刘积学、潘印佛、杨曾蔚、刘醒吾、陈伯昂等。     

我所知道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1947年5月,国民党特务机构接到全国学联将于6月1日举行全国规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并在国统区内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情报后。通过中央联合会报秘书处研究,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官邸会报”中,重申了“以组织对组织,     

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

<正>笔者读了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刊登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同志关于"特殊案件"的文章。此文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披露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安徽全省因饥饿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及人相食1289起的骇人听闻事件。在那     

无花时节——我所知道的“文革”中的陶斯亮

25年前（本文写于1998年。——编者注）的隆冬,我所服役的部队被一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年长一些的军人悄悄地传递着窃窃私语,而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兵,一改平时嘻嘻哈哈的样子,堆出一脸的忧患。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北大为期4个月的武斗,发生在1968年春夏。 过去政治课讲,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我觉得文革中的武斗也有点这种意思。再说,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就使得“武斗”在当时已经“合法化”．可以说是中央文革放纵了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从1966年9月开始,北京就有武斗发生,1967年已经是全国各地狼烟四起,达到高潮。1968年北京的高校也传染上了这种瘟疫,年前清华大学井冈山与井冈山“414”已经接上火,其他院校也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