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远东军事法庭判罪的日本战犯有多少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3日在东京湾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签订投降书。盟军占领日本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发布命令,共逮捕五批日本战犯,其中第三批战犯59人,多为侵华罪魁。     

国民政府与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

战后,在远东地区各盟国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中,国民政府主导的审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即长期遭受日本的侵略,所以中国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与其他盟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法庭,相对于远东地区由英美等国主导的法庭及新独立国家的法庭,具有相当的主体性。但国民政府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性使得审判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国民政府战罪调查工作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战犯惩处的实效。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性造成中国拟追究的战犯嫌疑人中有相当大比例需依靠引渡,但成功引渡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审判的主体局限于日军现地受降部队中的战犯嫌疑人。     

改造日本战犯十四年纪实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教育改造战争罪犯的伟大成功,举世有口皆碑。上千名日本侵华战犯回到日本故土,一直把中国人民看作“再生父母”,不懈地为“日中永远不再战”而奔走呼号,这更为世人叹为观止。 昨日的仇敌,怎样变成了今日的知己;昨日的战争狂人,怎样变成了今日的反战友人?……面对这带有传奇色彩的问题,人们在思索,在探讨,在寻找其中的“奥秘”。 我作为一名研究人员,1964年4月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了实地调查:到监舍里体察两个月,访问工作人员,阅读战犯笔供,旁听战犯交谈。10年后的1975年3月,我作为一名报纸记者,又参加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的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大会。2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将这些材料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概述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概述何天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各国间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战争遗留问题,诸如领土争议问题、战犯追究问题、政府间的战争赔偿问题、民间团体及个人的受害赔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还未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虽已经过了...     

松井石根与南京大屠杀

近年来，日本右翼人士在否定日本侵华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时一个极重要的方式，就是连年参拜供奉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众多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其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是一个在华活动多年的日本军国主义重要头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担任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数十万日军进攻上海和南京，在19...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概述(1945-1949)

1945-1949年,国民政府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组成部分,中国设置了十个军事法庭,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本文依据历史档案和记载,从前期准备、审判经过、重要个案审判、特殊案件的审判等方面对审判的全过程作了回顾和再现,首次披露许多具体史实。对国内政治因素导致的缺陷和冈村宁次案的重大误判,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日本战犯文学叙事中的侵华战争

日本战犯对侵华战争的建构建立在体验的个体性中,虽然他们对战争的认识还有片面之处,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侵华战争侵略事实的见证是良知的发现,是付诸于行动的反省。他们描写的战争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自我罪责的坦诚,它塑造了一群侵略者的嘴脸的同时,也讲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敌。     

日本战犯沈阳受审前后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理日本前陆军第117师团师团长、中将铃木启久等36名日本侵华战犯,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审判遗址是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旁的一座融中国古典与苏联风格于一体的古老建筑。审判结束后改做北陵电影院,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毛泽东下令释放所有战犯,1996年,我有幸参与了《改造战犯纪实》一书的编纂工作。在这前后,我访问了当年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几位领导,以及有关省公安厅长、战犯管理所所长和若干管教干部,还有部分获释的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与伪满战犯等。     

日本战犯重到南京

1964年3日6日,最后一批中国在押的日本战犯踏上了归途。4月,我置身抚顺战犯管理所狱中两个月,参与写作《十四年来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基本总结》。     

抵赖与狡辩推翻不了南京大屠杀的血铸史实

近年来,日本一些右翼学者和右翼政客,在鼓吹和煽动侵占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的同时,翻历史的铁案,否认日本侵华史,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他们企图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的判决,否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这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也影响了中日间健康稳定的合作。其实,否认南京大屠杀,     

人权视角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关押在本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改造和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日本战犯的人权,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在改造期间在生活上给予日本战犯优待和照顾,在侦讯审判期间在司法上给予日本战犯应有的权利,并对罪责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进行宽释。中国政府之所以优待...     

巢鸭监狱：占领之下的“异空间”

日本战败之后,审判战犯成为了盟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工作。在美军的接管下,东京的巢鸭监狱内收押了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数千名日本战犯。虽然其中部分战犯被绳之以法,但是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蜕变,绝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被减刑乃至直接释放,而被处刑的日本战犯也被偷偷的搬入靖国神社合祀,这不仅造成了后来靖国神社参拜的问...     

冈村宁次投降和“无罪”释放真相

冈村宁次（１８８４－１９６６）是日本侵华历史最长、任现地指挥要职中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如１９１５年,他作为参谋本部部员,参加了侵占青岛的战争。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１９２８年,任日本步兵第六联队长,参加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１９３２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了侵占上海的战争。１９３３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伪满大使馆武官,曾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侵略我冀东和长城以北的《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协助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梅津美…     

南京审处日本战犯亲历记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曾枪毙过两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总算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因我当时在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工作,知道详情,特作如下记述。日本投降后的次年（19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联合组成了“日本战犯罪行调查小组”,先出公文和《调查表》到各省、县,望各地受难同胞及其因日本侵略罪行造成全家灭绝的邻居,将日本战犯的各种侵略罪行填报上来。截至该年四月底止,已收到《调查表）30638件。1946年5月,将调查小组改组为“行政院处理战犯委员会”。到1947年委员会结束时,共收到《调查表》44万多份…     

周恩来与改造日本战犯

笔者在担任抚顺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期间,先后采访了原公安部、东北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各地战犯管理所的亲历者与知情人,以及日本“中归联”继任会长、委员长等日本战犯,因此,对新中国改造战犯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在采访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周恩来总理为新中国成功改造日本战犯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一个解剖过活人的侵华日本军医

题头照片右边那位手持中国国旗的先生就是前侵华日军山西潞安陆军医院的大尉军医汤浅谦。这是1988年他在东京车站迎接原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所翻译组长、现山西大学教授孙凤翔先生时的留影。照片上的汤浅谦,斯文体面,很难让人想象50多年前,他曾参与侵华战争,并以一个军医的身     

从《中央日报》看战后日本战犯的审判

日本投降后,如何处置日本战犯成为同盟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在二战中犯下重大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作为国民政府的官方媒体,《中央日报》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本文拟从《中央日报》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相关报道中来管窥国民政府对审判日本战犯的态度...     

中国对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处理和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基于国际法准则,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处理,这是惩罚犯罪、伸张正义、明确战争责任、恢复人类尊严的必要措施。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创立了人民司法制度,对于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制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给日本战犯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使日本战犯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和重要的意义。本将主要分析和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的政策和处理情况。     

从战争狂人到反战斗士

一、“忘记怨恨,结成友好”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我做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有幸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实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中日两国人民千秋万代的友好事业呕心沥血,运筹帷幄,参与制定了党和国家对日本战犯的政策,而且,还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循循善诱,教育做为改造日本战犯工作的同志懂得这一事业的伟大、光荣及其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