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画家唐岱和张雨森

本文以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为主,结合画史中的有关记载,叙述宫廷画家唐岱和张雨森的关系,并由此探讨“四王”绘画风格对于宫廷山水画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四王”绘画及其画派成为清代画坛“正统派”的缘由。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前言

故宫藏品中,明清两代的工艺美术品占有很大比重,其中有许多为清官造办处所设计、制作或修理、改造过。这些作品非常精致,代表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养心殿造办处档册是记录清代工艺美术方面的唯一的最集中的原始资料,从中可查阅成做品的设计者、制作者、管理者,成做工序以及皇帝对成做品的具体要求和修改意见;可认识造办处的职能和规模。本文提示《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采用编年体,上自雍正朝,下迄宣统朝,辑录造办处管理大臣及管理情况,以次为各作成做活计情况。     

康熙朝的珐琅器礼物与皇权

中国画珐琅产生于康熙时期,康熙二十五年(1686)赏赐大臣的内制珐琅日用器物,当是铜胎掐丝珐琅器。康熙朝工匠借鉴西洋方法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降朱批奏折中有关珐琅的记载较多,广州已烧造带有珐琅的时辰表、鼻烟壶等仿西洋物件,内廷也研制出珐琅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后弃用"法蓝"译名,改为"法琅"或"法瑯"。康熙帝命令工匠制造珐琅器有华洋竞胜的原因存在。《万寿盛典初集》记载皇室成员进献的礼物,可见皇四子胤禛进献珐琅器物颇费心思。康熙帝赏赐宠臣画珐琅鼻烟壶、瓷碗、水盛、砚台盒、圆香盒,被大臣视为宝物,他们感谢皇恩浩荡,奉为家传宝物,表示报恩效忠。清廷制成画珐琅高档奢侈品,成为皇权神圣的象征。     

浅说咸丰朝“刻玉为币”的奏议

咸丰初始,因滇铜采运受阻,铸钱缺铜。克勤郡王庆惠在安定门造办处发现旧存制料,请立新钱局,上谕“不准”,遂在大钱上加星月以资区别。笔者在1998年第3期《中国钱币》上曾发表《克勤郡王铸钱初考》,详述此事。近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档案中查见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二日詹事府少詹事朱兰“刻玉为币,以裕国币,而济民用”的奏折（附图）。兹浅说如下。     

《四库全书》早期编纂史事新探——基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的研究

《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为纂修《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期间形成的签讹档册,是复校官核查分校官签改书籍及誊录官誊抄讹错的记录,呈现了《四库全书》早期编纂的相关史事,揭示出四库馆纂办书籍的细节过程：先由分校官于底本上校改粘签,然后将这些签条移录至校档,同时也有大量校签在改后被直接省去。随后复校官稽查校签内容和缮本抄写情况,如有讹错就直接于校档中增补、删改。馆臣摭取四库底本和校档中的校改记录,汇编成《四库全书考证》和缮录为《四库全书荟要》的按语。《校档》中有两份《新唐书》的校改记录,应分别属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可以明晰荟要处与全书处既密切相关又彼此疏离的复杂关系。     

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是同治、光绪年间曾任南海知县的杜凤治的日记。杜凤治除了执行一般州县官的公务之外,还是直接管辖省城的行政长官（广东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从日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后期地方政府对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杜凤治被总督委派参与了大量“洋务”活动,日记记载了当时广东中外交涉的一些情况。此外,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经常直接向督、抚、藩、臬报告,与各级上司讨论公务,参与官员任免等事务,实际上成为广东省高级官员的重要助手。日记对杜凤治与各级官员公私交往的记录,揭示了晚清地方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以及晚清官场的各种规则与人际关系。     

咸同年间河南的圩寨

咸同年间河南普遍存在圩寨,修筑圩寨是清政府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的一项重要举措。圩寨分布广泛,结构复杂,内部寨民组织比较严密。其修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就像一柄双刃剑,在实现清方所谓“坚壁清野”的同时,也为捻军和某些寨主对抗官府提供了根据地。圩寨的存在还使绅权藉以扩张,对河南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捻平后继续存在的圩寨逐渐成为乡居村落,与村庄、集市并列。     

咸同勇营军研究偏荣偏枯倾向试论

在咸同20多年的国内战争中,勇营军不仅逐渐取代经制军成为清军主力,且出现守旧、创新、改良三种类型,其中创新型湘、淮军虽然对内战的逆转起了主要作用,但其他勇营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些地区,也起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作用。然而在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却长期存在偏重湘、淮军,忽视其他勇营军的倾向。这虽然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对咸同内战全局,乃至湘军发展过程的全面了解,都是极为不利的。     

从分家继产之讼看清代的法律与社会--道光、光绪年间陕西相关案例分析

在清代 ,有关继承的纠纷主要发生在家产继承方面 ,通常表现为围绕无子孙家庭的立嗣和分家析产两个问题所产生的矛盾 ,妇女的继承问题在其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纠纷在当时地方官员的判牍中大量出现 ,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迁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律援助的力量。在制定法主要为刑法的情况下 ,地方官员在民事纠纷的审理过程中参考民间习惯 ,并在推理过程中应用情理原则 ,具有积极意义。而制定法也并非一成不变 ,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 ,它的一些内容也相应做出了调整 ,这在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是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推动力。     

光绪《广西通志辑要》编纂详考

光绪《广西通志辑要》于清道光二十四年由苏宗经原辑,光绪年间羊复礼、夏敬颐等增辑,在嘉庆《广西通志》的基础上,调整体例结构,对史料进行剪裁,对错误进行订正,将嘉庆《广西通志》280卷的鸿篇巨制,缩减为18卷的小册子,纲目得体,裁剪得当,同时还保存了嘉庆后期、道光、咸丰至光绪前期的少量史料.     

清嘉道以来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

位于吉林的伯都讷围场,在清代围场中放垦最早,也是嘉道以来清廷对所控有的围场封禁土地资源进行的第一次招民而非旗丁的开垦,是在人口增加、农耕土地资源紧缺情形下,国家不得不对所控制的土地资源重新调整、加以分配的一个特例。整个过程中,不仅显现出农耕土地资源私有化的局面,也涉及官民双方在资源分配中的利害关系。清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环境系统中,对资源环境的调控是在国家权力支配下完成的,国家权力和政策是这一环境系统发生改变的主要动力。     

民间记忆与帝国意识形态--对一支反映清同治年间山东白莲教起义的姐妹调的分析

通过以正史材料对照一支长期传唱在山东枣庄地区的反映晚清同治年间山东“白莲教”起义的“姐妹调”的内容进行的分析 ,文章揭示了与帝国时间观相异的民间时间的存在 ,也揭示了帝国 (意识形态 )对民间世界进行渗透和塑造的过程。文章认为 ,民间时间是弹性的 ,不同于一贯的帝国时间 ;通过指称概念对民间世界的灌输和使用 ,帝国达到了自己对民间世界的渗透与形塑目的。     

雍正中期江南案透析

本文就雍正七、八年间发生的江南案,通过有关原始档案文献的考察分析,揭述还原本案初始面目,同时也对雍正朝的兴狱立案的规律及雍正中期江南的明遗民情结及江湖境况等问题做一探讨.     

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

清光绪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死因是砒霜中毒(见本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本文整理出从十月十日(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日子)前后到二十一日光绪帝死亡大致十天内的情况,并结合现代法医有关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的论述,探讨了光绪帝砒霜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