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关于19世纪中国史学历史意义的思考

19世纪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终结,亦同时标志着近代史学的开端,是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点,并为20世纪初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思想领域,19世纪中国史学还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档案为人人:美国公众史学与档案学

历史与档案的"公众"使命形成了美国公众史学与档案学对话的起点。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职业化"探索与各种社会运动,公众意识日益敏锐,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档案馆资源,档案学迅速发展,而当时刚刚兴起的公众史学为档案学注入新的动力。两个学科都关注如何解释与保存过去,都属于历史的求真实践,在内容和呈现方式上存在共生关系,在实现社会公正的理念上有共同诉求,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也存有密切关联。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档案服务于多元受众的状况,为中国公众史学与档案学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思索空间。     

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开放形式,为了使更多的外国同行、外国公众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史学,促进中外史学交流,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应当确立其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意识和要求。为此,中国史学应把不断提高自身的品格作为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前提,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学习老一辈史学家的睿     

简论当代中国史学的自律与自觉

简论当代中国史学的自律与自觉张晓校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社会文明转型、市场经济建构等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经济无疑会对基础理论产生冲击。史学处于市场经济的“边缘地带”,不是利益主体,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古老的历史科学显得无能为力。...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的发展

<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相结合,已经有了大约九十年的历史。在这90年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几个历史阶段,它与中国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在历史运动中发展、壮大,也回答着历史提出的新问题。当今,在新的历史条件即全面深入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历史任务。对此,我讲几点认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

<正>20世纪的中国史学,通常被划分为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孕育、形成到发展、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进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深入地探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深切地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史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     

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但另一面是,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论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国际历史学界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改造西方历史学界的社会史观,重视下层社会的研究,形成颇具特色的新社会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得到发展和创新。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在继承传统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历史、历史学家、19—20世纪历史学发展、历史研究的预测、历史研究的技术等问题发表了新见解,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奠定了他在20世纪国际历史学界的地位。     

最近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展望

本文包括两部分,一是归纳了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进行自觉研究,并取得切实的成绩;20世纪史学成为研究热点;史学史分支学科的建设取得了进展;研究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二是对新世纪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提出设想和建议。即继续扩展研究内容;更加关注现实史学的发展;加强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在历史学专业的范围内普及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保持严谨扎实的学风。     

白寿彝先生历史教育思想再认识

历史教育思想是白寿彝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白寿彝先生在关于史学与人生、史学与社会这二大关系认识的基础上 ,对历史教育的性质、地位、目的、内容、作用等问题做了较全面而深刻的阐述。这些思想是白寿彝把史学与社会发展变化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结晶。它反映了社会对史学工作的影响 ,也说明了史学工作要适应社会的变化。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鲜活的时代性。其精神和要旨在新世纪里仍然具有活力。     

论20世纪科技发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

20世纪的科技发展,更新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提升了历史学的科学性;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内容;引进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发展了史学方法论;开辟厂新的史学信息来源,增加了新的史料类型;改善了研究手段,繁荣了历史学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获得了整体性的进步,不仅使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也提升了历史学的价值与功能。     

20世纪前半期新旧史学关系论争的综述

20世纪前半期关于新旧史学关系的探讨,参与学者人数之多,学术观点之复杂,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学史上都是罕见的.本文对这场学术探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论,认为它在社会思潮、学术风气的演变以及近代史学学科逐渐完善的客观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了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Geschichte als leitende Orientierungswissen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sometimes been dubbed “the age of historical science”, taking account of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ccupied by historiography vis-à-vis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also its fellow humanities. The “historical method” was widely adopted by all kinds of Kulturwissenschaften. Moreover, public interest focussed on historiography to a quite exceptional degree since it combined scholarly inquiry and the purposes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personal cultivation. Historiography reached the peak of its influence during the two decades leading up to the revolution of 1848.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deas of historians on the national state, on the social order and on cultural affairs carried considerable weigh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ography gradually lost its position of a “pilot discipline”. Sciences such a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were better equipped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Germ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NEPALESE HISTORY IN A EUROPEAN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IN TRANSCULTURAL HISTORIOGRAPHY

In March 2013, a group of German, Nepalese, and Swiss historians, Indologists, and a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gathered for a workshop in Nepal to develop a new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outh Asian historiography, especially the Nepalese chronicle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outcome is the present collaboratively written article. It is argued that, in the past, the analysis of South Asian historiography has been preoccupied by arguments bas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that highlights facts and events. A transcul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however, would overcome the common dichotomies of factuality and fictionality, history and myth, or evidence and truth. Recognizing the specificity of South Asian historiography, the article develops an approach to bridge asymmetries and entanglements in the academic use of the past in a way that also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 o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By analyzing the religious, spatial,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or context‐related aspect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chronicle and by using “fieldwork” as a methodological tool for studying historiography, it is proposed to understand the framing of time and the making of sequences and historical periods as an open process that results in the constant and synchronic creation of chronological spaces.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