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派遣“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来华的背景

17世纪,葡萄牙国力日渐衰败,令其无法再从经济上支持传教士的东方拓展之旅,这不仅让罗马教廷颇为不满,而且让欧洲新崛起的法国看到了一个取而代之的机会。当时法国遇到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葡萄牙所拥有的保教权;二是罗马教廷所要求的宣誓问题。但是,法国政治、科学和宗教的发展需求,加之暹罗使团的突然来访,让路易十四最终决定派遣有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之称的耶稣会士跟随暹罗使团前往东方。这些耶稣会士便是在中法交流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家数学家"。     

明清传教士对《山海经》的解读

晚明前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中有关《山海经》的零星内容反映出这些欧洲传教士与时代变局相关的心态变化。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地理类作品随着其世界观念的更新而从传说与实证并存向实证性内容居主导转变,礼仪之争使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针对中国人的迎合向针对欧洲人的特别宣传转变。受这两种变化驱使,传教士看待《山海经》时从认可和吸收变为轻蔑与排斥。     

从明代耶稣会士活动看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代（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在传来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将中华文化传人西方,从而将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本文试图从理性角度分析这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如何化解这种冲突,进而达到融通。     

清代来华“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洪若翰研究

1687年是中国天主教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由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五位被赐予"皇家数学家"称号的传教士历经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中国,从而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这五位神父分别是:洪     

耶稣会传教士与欧洲文明的东传——略述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欧洲观

公元十六至十八世纪有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互影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国文化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欧洲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从万历到乾隆,中国人对於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中西文化出现了双向交流的热络局面。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後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不同的是,後者是比较主动地去了解世界的形势,而明清时期,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上古神话研究——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为中心

晚清传教士从基督教文化的普遍主义出发,试图以《圣经》为基准,在中国典籍中爬梳中国上古史,索隐、比拟及调和中外历史文化,借此打破中西文化的沟通藩篱,以证明《圣经》的权威性及其普世价值。其中既有对比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与《圣经》记载的暗合之处,也有对中国上古时期之上帝的信奉文献的爬梳,同时也涉及到中国上古人物与《圣经》人物的比拟论说。     

清康熙年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及避暑山庄铜版画

传教士马国贤是清康熙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园林西传的先驱人物。他曾在中国宫廷服务13年,将西方的铜版技术传入中国,为康熙皇帝制作了避暑山庄铜版画。后来,他把避署山庄铜版画带回欧洲,使中国园林的图像资料第一次进入欧洲并在欧洲传播,推动了欧洲特别是英国园林设计的革命。     

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

本文以对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16至18世纪西文中国地图藏品的分析为基础,论述欧洲近代制图史上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异,以及此种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略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随着欧洲商人与传教士的东来传入中国,首先在澳门,并经澳门向中国内地传播。本文勾稽大量中西文史料,对西洋音乐在中国宫廷及民间传播的史实进行了分析,并对明清之际几次西洋乐队进入中国进行了考证,其中很多资料均为作者发掘。     

中国上古国家的产生及特征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中国上古国家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国家制度的建设:第一,部落与部落的联合,并由此形成王国;第二,按地域划分部落,天子巡狩和方国朝觐是王国秩序的象征;第三,族卿族禄的官僚制度;第四,早期刑罚制度;第五,以上帝为核心的多神政治信仰体系.夏商周王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的.     

明清士人对圣经年代体系的接受与理解——以李祖白《天学传概》为个案

本文讨论在清初杨光先“历狱”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祖白及其作品《天学传概》的思想特点以及成因,并以《天学传概》所持之“中国人西来说”为切入点,讨论天主教在晚明前清中刁社会的深入程度问题,以及基督宗教社会关於世界年代体系的传统知识对中国教外士人的一般性影响。这是西方知识在传统社会中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变中国人观念的一个典型案例。     

论耶稣会士与国际法初入中国

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是近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使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     

上古汉语数量词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数量词是汉语词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其他词类相比,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研究明显滞后。本文对上古汉语数量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分析,指出了上古汉语数量词研究的两点重要意义。     

康熙时期法国皇家科学人员在清宫的教学与研究

17世纪下半叶,为扩展在印度洋地区的海外贸易和传播天主教,在王室支持下,巴黎皇家科学院向中国派遣了由六位耶稣会神父组成的代表团,其目的是集外交、商贸、政治、宗教和科学为一体。本文论述了留在清宫的法国耶稣会成员如何向康熙皇帝传授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哲学等知识,即大量运用巴黎皇家科学院成员的科学成果,尝试在清宫建立一套以“法式科学”为蓝本的科学体系,以及上述知识如何被康熙皇帝接纳乃至在全国推广。西方科学知识融入中国知识体系的这一现象,表现了17-18世纪清代宫廷对新鲜知识和新奇物品的接纳和融汇。论文以大量的法国档案和文献为依据,从法国视角探讨了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     

北京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遗产

<正>作为一种与中华古老文明迥别的体系,基督教文明的每一次入华进程总是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的感情和态度总是摇摆和模糊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群中,往往会出现两极化的评价。如今,全球化和提倡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趋势使中国有了较百年前更开放的文化气度和文化视野,当我们站在21世纪重新回望早期基督教与西学入华所留下的历史遗产时,会不得不赞叹两个文明共同的伟大精神,同时惊讶于二者融合所创造出人类智慧的结晶。     

从利玛窦看中西文化交流

<正>一2010年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逝世400周年。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到达澳门,后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最终于1601年来到北京定居,直到逝世为止。利玛窦来华的意义既不同于张骞为联络西域诸国     

上古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太阳崇拜

河姆渡文化中的“双鸟负日”图案是河姆渡氏族集团的复合图腾。发展到良渚文化 ,“双鸟负日”的“日”已被神话为阳鸟———太阳神 ,与祖先神相统一 ;良渚文化中的神徽就是双鸟共负太阳神的复合图腾 ,也是“三皇”之“皇”的初文。大汶口文化即少昊氏文化 ,其太阳崇拜与良渚文化关系密切。大汶口文化的族徽“”就是“飞鸟负日”的复合图腾 ;少昊氏的昊之繁体“”从日从皋 ,皋为“王鸠”之类的鸷鸟 ,正好与“”的含义相同 ,说明少昊就是太阳神 ,其神形是黑色的鹰 ,凌家滩玉鹰正是少昊之神形。原始天文历法和原始八卦都产生于太阳崇拜     

明清战争中大炮的使用

在讨论军事技术的发展及使用时,尤其是在早期近代(early modern era),人们对于中华帝国的评价历来很低。人们认为,西欧诸国经历了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所谓军事革命,能够运用先进的技术和战术,从而在全世界殖民拓土,而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被认为技术落后、制度僵化,结果,终     

中西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述评

历史上,基督教曾四次传入中国。明清时期是第三次传入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新教,都把目光锁定到中国,试图用西方宗教文化来渗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他们除了布道宣传以外,更多地利用其他手段开展宣教活动,其中教会教育是一种主要方式。粤港澳三地唇齿相依,潮汐相共,是中西文化最早碰撞的前沿。这与明清时期传教士的东来和随之而兴的教会学校有重要关系。对此,有论者指出：“教会的教育事业是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的一条重要渠道。”明清时期粤港澳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这一地区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情况,学术界虽已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嫌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