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西千佛洞的初步勘查

西千佛洞在敦煌縣城西七十里黨河主流冲刷的北崖上,那個地方也就是古代去陽關大道中間的一個休息站。從現在的敦煌城出西門向南行約五十里     

公元八至九世紀敦煌壁畫“文殊及侍從圖”中佛教節日主題元素

根據敦煌吐蕃占領時期的寫本可知,每年二月初八日在敦煌當地都舉行盛大的"行像"活動。在莫高窟八至九世紀的《文殊及侍從》圖中,文殊的侍從人數較此前同類題材明顯增多。特别是第159窟的侍從人數多達二十九身。如此龐大的侍從隊伍及其背景中華蓋、幡幢等圖像元素均反映了敦煌地方佛教節日的主題。本文試圖圍繞莫高窟第172和159兩個洞窟《文殊及侍從》的壁畫,通過文本文獻與相關壁畫中圖像間的對照研究,對公元八至九世紀敦煌的《文殊及侍從》圖中的佛教節日主題元素加以解讀並闡釋其象徵性含義。     

编后记

我國石窟寺散佈的地區,就目前所已知的,從西邊的新疆各地,到甘肅、山西、山東、四川、河南,更南到江蘇各地,緜亘不絕,這些石窟寺保存有大量的從北魏(公元第五世紀)直到明代(公元第十七世紀)甚至更晚時期的繪畫、雕塑、建築資料,是研究中國古代藝術的寶庫。     

知識視野中的鄭和下西洋

作爲事件的鄭和下西洋,海内外的研究已經碩果累累;作爲經驗的鄭和下西洋,特别是作爲知識積累重要里程碑的鄭和下西洋,仍有探究的空間。從知識的視野來看鄭和下西洋,規模宏大的遠航正是中國人海外知識累積與遞進的重要歷程。這一認識有必要從鄭和研究的興起談起。上個世紀初,鄭和研究興起,作爲20世紀史學的一個重要分     

蘇聯科学家致力於考古發掘工作

蘇聯科學院和亞美尼亞科學院所組織的一個龐大的調查隊,已經完成秋季在古代烏拉爾圖國家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蘇聯科學家們已經有計劃地把烏拉爾圖研究了十三年。這是二千七百年以前就存在的蘇聯境內的一個最古老的國家,它作爲外高加索的龐大的政治與文化中心有幾世紀之久。     

敦煌千佛洞新發現的洞窟内容調查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今年四月間,為了整修洞窟,拆除第九三號洞以南至一九五二年新發現的第四百七十號洞約十五公尺之間的原有的一個大土台,五月一日在土台北側發現了一個晚唐小破洞,到七月二十九日,土台拆除完畢,又發现了小型晚唐洞四個,共發現五個洞窟。這些新發現的洞窟接着第四百七十號洞編號為第四七一、四七二、四七三、四七四、四七五號洞,連同以前在拆修三層樓工程     

吸引社會人士參加博物館工作

在我們斯維爾德洛夫省,博物館非常多。這裏有十二個地誌博物館,三個紀念博物館:斯維爾德洛夫博物館、斯維爾德洛夫城的馬明·西比列克博物館、以及在泰弗今斯基的吉拉新莫夫克村裏的巴佛李克·莫洛索夫博物館。我們這兒還有一個在設備和陳列品的豐富方面都是獨一無二的地質博物     

陝西北黃堆堡古遺址概况

北黄堆堡在鄠縣城東南二十五華里,東北距秦渡鎮約十五華里。遺址的範圍大約東西長一六○公尺,南北寬一四○公尺,從堡子內外的任何一口井中探察,都可能得到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詩讖入史:正史所載南北朝帝王詩讖的文學文獻學意義

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詩現僅存的兩首七言詩(殘句),都經歷了從"詩"到"讖"的被建構過程,這種現象在南北朝帝王詩歌中屢見不鮮,梁簡文帝、陳後主、周宣帝、隋文帝、隋煬帝等帝王之詩都有類似境遇。因製詩作讖的目的性與選擇性,這些帝王詩均以詩讖的形態保存於正史《五行志》和部分紀傳之中,且均爲殘篇,個別字句在建構過程中還被有意改動。這種詩歌存録方式,不僅保存了作爲詩和詩讖兩個面貌的帝王詩歌文本,也爲動態地考察每個文本的生成、傳播與接受提供了可能。這對於基本靠1録的先唐詩歌而言,在文學、文獻學方面別有意義。     

中國科學院殷墟調查——發掘組工作概况

本組由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圖書史料整理處研究員郭寶鈞先生領導,四月十一日在平原安陽成立工作站,十三日開工,到五月十一日共作田野發掘十九日半。發掘在兩個區域進行。一區在安陽城西北洹河南岸殷墟中心地點小屯村西約二里的四盤磨村。這村的西地是一處殷代統治階級下層人物的遺跡,已開長十公尺寬一公尺的探坑十個·得墓葬十五,灰土窖二,墓都是長方形直穴,多為長二·五公尺,寬一·二公尺,深在四·五——七公尺間·在未被盜掘過的幾座墓裏,掘     

方法與實踐:域外漢籍研究的新天地——評張伯偉教授《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

正近十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界最令人矚目的動向,便是域外漢籍研究的興起,這使得漢學研究在主題上開始强調中國與東亞的相互建構,在史料方面日益重視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漢籍。當這一門學問在中國起步的時候,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曾經以上世紀的新學問———敦煌學來類比其價值和意義。在敦煌學研究中,學者須有意識地"更新方法,思考新問題"是近期出現的反省。(1)同樣,域外漢籍研究有關方法論的探索也已漸入佳境:在思想和歷史方     

遲到的貢獻——《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中文譯本初讀札記

世界名著《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的中文譯本終於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了。這是譯者張錫彤、張廣達兩位前輩對中國西域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不過這個貢獻卻遲到了多年纔得以與中國學術界見面。《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是著名俄蘇中亞歷史學家巴托爾德的最重要的著作。這部世界名著最初是1900年用俄文完成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歐,大概因爲“有一種很有勢力的成見,認爲用俄文寫的籍讀不得(Rossica non leguntur)”,①所以能够使用俄文進行穆斯林東方研究特别是中亞研究的學者並不多,對俄文的著作似乎也不重視,甚至像伯…     

德國吐魯番探險隊收集的早期《無量壽經》寫本考釋

<正>關於德藏吐魯番文書的情況,學界已有概述。~(1)筆者在製作這些漢文佛經寫本目録的過程中,~(2)發現了迄今最爲古老的淨土宗寫本。本文的目的,就是對這些寫本進行介紹、録文與考釋。依照藤枝晃先生首創且爲西域文化研究會沿用的書寫年代分期法,這些寫本屬於AA期。~(1)從筆迹來看,爲4—5世紀的隸書風格,結合紙質、界高等要素綜合判斷,應書寫於北朝前期(3世紀末至5世紀前期)。     

盂蘭盆之意——自恣日的“飯鉢”

"盂蘭盆"一詞出自竺法護漢譯《盂蘭盆經》。一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都在探討"盂蘭盆"究竟意味着甚麽。一般引用唐代玄應在《一切經音義》中對該詞的解釋,即"盂蘭盆"意爲"倒懸"。自釋迦牟尼時代一直至3世紀,佛經是用口語流傳的。直至3世紀末,口傳佛典纔逐漸用梵文改寫。唐代玄應缺乏對於印度口語的理解,因此他對"盂蘭盆"的解釋極其牽强,毫無根據。"盂蘭"很有可能是來自梵文odana(米飯)的口語詞形olan(a)的音寫,這樣"盂蘭盆"就意味着"盛着米飯的鉢",《盂蘭盆經》就意味着"飯鉢經"。筆者認爲《盂蘭盆經》不是僞經,而是3—4世紀竺法護或其他某個譯者自一部印度原典所作的漢譯。     

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發掘記—第一號墓

一、發現和發掘經過董四墓村在北京西郊青龍橋西二里,金山的南麓,村西有明代景泰帝陵,據日下舊聞考的記載,這一帶是明代妃嬪皇子叢葬的所在。村東存在着三個摻合石灰的夯土築成的巨大墳堆,在村西有一座已經被盜而坍陷的巨大磚塘。董四墓恐怕是東四墓的訛傳,據乾隆二十四年重修天僊廟記說:‘神京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以朝鮮朝“面里制”爲中心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可從"面里制"具體分析。17世紀面里制改革論的内容以周代鄉遂制等先王的政制作爲政治理念原型,並參照中國歷代行政村的實施方案,其内容構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鮮朝鄉村治理的理念。17世紀關於面里制的設計在强調國家對鄉村實行再編和統治的同時,積極吸收古法的封建制理念,並繼承了古代鄉里制、鄉官制的遺志。面里單位既承擔基層行政管理職能,又帶有一定的鄉村自治性質。慶尚道丹城縣户籍所見的面里建置演變過程顯示,丹城縣面里編制以及面—里縱向統屬關係從17世紀後期開始逐漸形成,18世紀基本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