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

青铜镞为青铜时代的一种重要兵器.本文根据东北地区考古出土的青铜镞资料,将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青铜镞分为有铤与有銎两大类,对其形制特点作了具体分析,并对整个青铜时代青铜镞的时代特征、分布与分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同时根据以上的分析对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     

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

商周时期有没有青铜农具;在出土的青铜器中哪些器类属农具;铜农具在各类农具中占多大比例,这些问题都是考古学界长期以来所争论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由于一些地区铜农具的先后出土,更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近年来对上述问题作了点探索,     

商周时期的青铜铲

青铜铲是商周时期一种农业生产工具,它不仅可以用于挖沟掘土,也可以用于除草播种。虽然它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数量不多,但却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为了探讨商代的青铜铲的特点及其用途,我和杨锡璋同志写了《殷墟发现的青铜铲》一文。这篇文章在1984年10月于河南安阳召开的全国商史技术讨论会上,曾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的讨论,后来被收入胡厚宣先先生主编的《全国商史技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最近笔者拜读了     

略论商周时期的青铜镰

商周时期的青铜镰可分为无銎镰和有銎镰两大类。其中,无銎镰从无栏无穿发展到无栏有穿,最后发展到有栏无穿和有栏有穿的形制;其绑柄方式从直接绑柄到劈缝式,最后出现榫孔式和半劈缝式。无銎镰的形制和绑柄方式的演变过程是相辅相成的。青铜镰出土性质随时代不同稍有不同。商周时期主要出土于南方,它的使用与各地区的铜业资源、文化的发展程度有着很大的关系。齿刃铜镰的出现主要与收割作业有关。     

商周时期的青铜觚及相关问题研究

青铜觚最早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盛行于殷墟文化,西周早期逐渐衰退并消失。铜觚圈足上的十字形镂孔与铸造过程中采用的泥芯撑有关,金属芯撑技术的使用开始于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文化时期金属芯撑的使用逐渐规范化。圈足上的镂空纹饰是商周时期铜器装饰手法的一种,圈足下端的条状缺口可能是铸造过程中用来定位的,但不能排除是装饰或者铜器的拥有者因某种特殊的文化习俗或使用需求而让铸造工匠刻意为之的可能性。     

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聚落地理的初步考察

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的聚落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平原及其周缘的丘陵岗地,以及上游与其支流河谷,其所在地貌以自然岗地和河谷阶地台地为主。流域文化类型的演进以及不同文化类型下聚落的分布,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聚落中心的住宅较早出现地面建筑,逐步由单室住宅向双室、多室住宅缓慢进化并出现排房。聚落形态以散居为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聚落群,出现中心聚落和城壕聚落。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商周时期青铜分裆鼎初探

<正>鼎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类型也较为丰富。其中分裆鼎形制特征明显,时代感较强,是商周青铜鼎主要类型之一。以往学者在商周青铜器研究中对分裆鼎多有涉及,如朱凤瀚对商周时期分裆鼎做过梳理[1],邹衡、岳洪彬、彭裕商和王世民等对分裆鼎做过分时段研究[2]。但至今尚无学者对分裆鼎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进行尝试,以求教于方家。一分裆鼎母型     

商周时期悬铃青铜礼器赏析

悬铃青铜礼器,指的是下端或底部悬挂铜铃的青铜礼器,不含青铜车马器、铃首刀等。     

环嵩山地区二里头时期聚落石器钻孔工艺研究

钻孔技术的应用在环嵩山地区二里头时期聚落石器加工制造业中具有普遍性与稳定性。铲、刀是当时主要的钻孔器类,两者的制孔工艺多为管钻和琢钻。钻孔工艺的流程方法依工艺不同而有所差异。管钻工艺多应用在石器打磨之后,而琢钻工艺则在磨光修形等工序之前进行。二里头时期经历了制孔技术的更迭,由早期多种钻孔工艺的广泛应用,发展到晚期琢钻占据主流地位。究其原因,可能与钻孔器类的变化、钻具选择的不同、钻孔工艺的专用性以及管钻工艺的受控等因素有关。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才时期与人才地理研究

本文在分析大量人才资料的基础上,分阶段阐明了中国人才的历史时期,侧重研究了重点人才时期的主要特征和人地籍贯的地域分布,并探讨了我国人才地理的基本规律.     

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葬仪中的新观念

在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邓家湾和肖家屋脊两处墓地表现出相当一致的葬俗,而在这两处墓地的墓葬中或特意开辟或划分出空间、或在埋葬顺序上刻意加以区分以埋藏大量高领罐,以及由此宣示财富、显示威望的观念,正与这个地区不同族群间相互竞争日趋激烈从而不断出现新的社会联合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互为表里。     

试论殷商时期的鸟兽形青铜酒器

青铜酒器是我国商周青铜器中的重要一类,它的出现可追溯至夏代晚期,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爵、等酒器。商王朝建立后,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青铜酒器的种类大大增加,出了现觚、、尊、觥、卣、瓿、觯、方彝等新的器类。商代后期,在尊、觥、卣这三类酒器中,除常见的圆形或方形的造型外,又出现了一种模拟鸟兽等动物形象的新形制。     

商时期青铜铸造业的起源和发展

一．中国金属制品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商代青铜礼器一直被敬奉为神殿中威严无比的圣物。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西方世界也视其为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那时,安阳遗址中被秘密盗掘流散于世的古物佳品,引起了西方收藏家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开始倾心研究奇特的铸造工艺发展历史。     

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近今趋势

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系统梳理了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动态,将其研究历程划分为:萌芽起步、初步发展、拓展变革、转型重构四个阶段。对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内容体系进行归纳总结,主要集中在聚落布局、聚落形态与分类、聚落景观、聚落用地、聚落生态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近今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趋势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发现乡村聚落的人文社会化和乡村重构的研究趋势。以期能对国内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