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返还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施政权谈判中的钓鱼岛问题

在美日两国返还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施政权谈判初期,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同意其公开发表关于"尖阁诸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的声明。美国政府坚持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方式阐明上述立场,并将施政权与主权问题分离开来,主权争端由当事国协商或提交国际法院仲裁。在美日两国谈判有关返还区域的法律文件过程中,日本政府提出在返还协定第一条的《附件》中以经纬度线标示返还区域,从而将钓鱼岛纳入其中。美国政府虽然同意以经纬度线标示返还区域,但坚持采取《谅解议事录》的形式。面对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争端,美国政府压制中国台湾当局关于返还钓鱼岛施政权、暂不将钓鱼岛纳入返还范围的要求,仅仅同意敦促日本与中国台湾当局讨论钓鱼岛问题。美国政府将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移交给日本政府,为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埋下了祸根。     

美日返还琉球群岛施政权谈判中的财政补偿问题

1969年12月2日,美日两国代表签署的《财政谅解备忘录》是美日返还琉球群岛施政权谈判进程中的秘密谅解文件。它规定,日本政府要向美国政府支付5.2亿美元财政补偿。但是,在1971年6月17日美日两国政府签署并对外公开的《美日关于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协定》中,仅仅规定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支付3.2亿美元财政补偿,有意隐瞒了《财政谅解备忘录》的真相。为此,美日两国政府精心谋划应对本国国会审议的策略,相互协调应对本国国会质疑有关财政补偿问题的答辩方式。美日两国政府之所以采取双重方式处理财政补偿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要竭力避免佐藤荣作政府被日本国会和公众舆论指斥为"赎回冲绳"。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钓鱼岛政策初探

尼克松政府时期是美国关于中国钓鱼岛政策的基本定位时期。在返还琉球群岛的过程中,美国单方面擅自将钓鱼岛的"施政权"返还日本,中日钓鱼岛争端由此产生。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尼克松政府保持"中立"立场。在《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问题上,尼克松政府一方面对日作出了默许的承诺,但另一方面却极力淡化甚至回避对其采取实际行动。在与台湾当局交涉钓鱼岛的问题上,尼克松政府否决了将钓鱼岛"施政权"从日本手中重新收回的建议,并建议日本与台湾当局进行协商解决。     

美国尼克松政府与日中邦交正常化(1969—1972)

尼克松政府推进美中关系缓和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关系。尼克松政府事前对基辛格访华严格保守秘密,并不意味着淡化美日安保体制的地位和疏远日本。在1971年7月中旬至1972年9月初,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协商对华政策。在夏威夷会议上,美日两国政府首脑最终确定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调。即在继续维持美日安保体制的前提下,按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模式,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日本政府始终按照日美两国协商确定的基调处理日美安保体制和台湾问题,并谋求按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模式处理《中日联合声明》的文本。对于美日两国政府坚守的那些底线问题,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二战后日美之间的冲绳行政权归还交涉

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收复冲绳主权。经过日本历届政府多年的努力,到佐藤政权时期日本终于成功地收回了冲绳施政权,并实现了＂撤出核武器和本土一样＂的归还目标。但日本收回的是对冲绳的行政管理权,美军在冲绳不仅依然保有其军事基地,而且还拥有相当的军事行动自由。为此,日美还专门签订一份保障美军行动自由的秘密协定。冲绳问题的解决对于日美两国来说是一次外交上的双赢。它不仅成功解决了二战后日美之间的领土问题,而且成功实现了日美关系的转换。从此日美关系从日本对美依附走向了日美相互依存。     

杜勒斯与美国的琉球政策(1950-1951)

如何处理琉球群岛,是美国战后对日和约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1950年4月,杜勒斯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国务卿顾问,负责对日和约问题。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军方和国务院之间对此存在争论和分歧。杜勒斯因应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亚洲政策主要目标,与美国政府内部各方、美国各盟国、苏联、日本等折冲博弈,基本上界定了琉球政策的框架。为满足各方需求,杜勒斯创造了“剩余主权”这一全新概念,通过《旧金山和约》确保了在联合国托管的名义下,美国对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进行排他性战略控制。同时,杜勒斯主导了《美日安保条约》《美澳新安全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形成,初步构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以琉球群岛军事基地为核心的防卫体系。     

台湾当局对奄美群岛移交的因应

奄美群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署,美国获得琉球群岛等岛屿的行政管辖权。为了扶植日本,对抗苏联,美国拟将奄美群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台湾当局认为,包括奄美群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主权属于琉球人民,不属于日本。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展开沟通,指出美国此举将挑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公开支持琉球人民追求自治。台湾一些民众向美国国会中的参议员打电报,劝告美国勿将奄美群岛交给日本管辖。1953年12月24日,美日两国在东京签署了关于奄美群岛的协定,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美国将奄美群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同时,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将继续管辖冲绳群岛、先岛群岛等岛屿。     

对盟国的抵制与索取: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1945—1951)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与战败国,按照盟国《开罗宣言》的规定,"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都应被剥夺,但战后已被盟国从日本领土剥离出来的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又被美国私相授受给了日本。其根源在于,日本对殖民扩张和侵略战争没有进行彻底清算,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仍在影响着日本政界,导致日本在战后实施的领土政策不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侵占的邻国领土,而是抵制盟国对日本领土的处置,甚至向盟国索要领土。尤其是冷战爆发后,日本巧妙地利用盟国分裂之机,向美国争取到了对琉球群岛拥有"剩余主权"的承诺,实现了与美国等国的片面媾和,为日后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做了铺垫,同时也为中日、苏(俄)日、韩日领土争端埋下了伏笔。     

珍珠港事变前夜的中美交涉

美国长期大量向日本出售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助长其侵华实力。1939年7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建议美国采取办法,削弱日本的战斗力与经济力。同月,美国政府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对日实行经济制裁。1941年4月,日本向美国提出《日美谅解案》,企图通过谈判,减轻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压力。罗斯福为避免美国过早陷入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提出退让、妥协方案,企图在一定时间内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改变对日政策,愤而以"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相责,胡适、宋子文也积极与美方交涉,最终,美国对日政策由有限度的妥协恢复为全面强硬,美日谈判破裂。日本指责美国已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于12月初突袭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胡适假传“圣旨”争取美国贷款

1938年10月6日,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早在10月4日,陈光甫（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1938年9月前往美国进行战时第一次借款）同美国财长摩根索就借款问题正式谈判。由于摩根索对陈光甫的信任,以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台湾当局钓鱼岛主权论述的形成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占领琉球群岛、钓鱼岛。20世纪50年代,美军将钓鱼岛作为军事演习目标。为了保护台湾渔民的安全,台湾当局与美国琉球民政府交涉。1968年至1972年,围绕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及石油勘探、钓鱼岛归属,台湾当局与美国、日本发生争执,反对美日的私相授受,组织专家学者,搜集历史文献,依据国际法,论证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驳斥了日本拥有钓鱼岛的证据。台湾当局初步形成了关于钓鱼岛主权的论述。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台湾当局公开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此举,捍卫钓鱼岛的主权。     

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柬,姜苏在东哑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

美国当局一直对美军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持否认态度,美国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没有关于实施细菌战的内容。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收集的但未得到证实真伪的原苏共中央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实施细菌战问题是中国、朝鲜、苏联"伪造"的"虚假"情况的12份档案摘抄件,国内有的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军民进行的反细菌战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处理原则上的立场"。而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回忆证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美军确系进行细菌战的判断是极为慎重的,决心进行反细菌战斗争与朝鲜停战谈判毫无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说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是毫无根据的。     

青年周恩来与“拒约运动”

191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打着防德奥为名,与段祺瑞政府秘密谈判《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使中国军队充当反对苏联的附庸军,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地位。日本政府的侵略图谋,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首先激     

试析1955年美日关税谈判

1955年美日关税谈判是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必然结果。为了复兴日本经济,使日本成为东亚冷战战略的支柱,美国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而日本入关的最关键一步是美日完成最重要的关税谈判。为此,美国政府克服了来自国会的障碍,在谈判桌上向日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使日本获得了颇为可观的利益。这在世界贸易史上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对日本、美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回来的老同学要见毛泽东

1973年春天,中美双方经过多次秘密接触之后,最后商定双方在美国纽约和中国北京互设联络处。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作为中国第一任驻美联络处的主任,于这年3月离开法国巴黎,奉命来到美国东部城市纽约。     

哲拉德事件与驻日美军司法管辖权处理

在20世纪50年代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的特殊时期,为赢得日本对两国同盟关系尤其是对美国的信任,为规避哲拉德事件可能给美国海外尤其是亚洲驻军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灵活处理了哲拉德事件与驻日美军司法管辖权之间的矛盾关系。美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决策过程表明:日本政府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新诉求和日本民众对驻日美军犯罪行为的愤怒情绪,是致使美国军方按既定方式处理哲拉德事件并致其复杂化的外部因素;美国决策者们不情愿让日本拥有处置驻日美军问题主导权的心理,是导致哲拉德事件复杂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国会议员和社会舆论则是导致美国政府在哲拉德事件上左右摇摆的重要因素。     

论佐藤内阁时期的日美关系——从依附走向相互依存

佐藤内阁时期（１９６４·１１·９——１９７２·７·７）是战后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期间日本利用日益膨胀的经济实力,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实力大幅度滑坡、在远东急需日本提供战略合作的有利时机,围绕越南战争、东南亚开发、东亚战略“换肩”、小笠原、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等问题展开频繁的首脑外交,不仅顺利解决了日本战败遗留下来的日美间最大的外交课题,而且顺利实现了日美在远东的战略“换肩”,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日美关系从战后日本对美依附时代,进入了日美相互依存时代,为７０年代初日本结束“战后”时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转发余日章在美宣传抗日公开信的函

1932年10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赴美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进行募捐.在美期间,他将所见所闻写成公开信,进行传播,以扩大影响.此信引起美国方面关注,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裴克先后向美国国务卿和驻北平公使进行汇报.从余日章信中不仅可以看出美国侨民对于东北义勇军抗战的热情支持,而且对中日在美国的宣传战形势也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