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

"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在内涵上形成某些交集,其实体在"古代"可以并存,但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混淆起来使用。"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古代国家"包括"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它们只存在于"古代"。"早期国家"却不仅存在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而且也出现在这种分期上的"中世纪"与"近代"或"现代"。"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     

“五王”与“四天子”说:一种“世界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动

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一段关于阿拉伯商人与中国皇帝的对话,其中提到了关于世界诸王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许多问题。这类记载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还有许多,大都是以伊拉克王为中心,包括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和拜占庭王在内的"五王说",它反映了古代阿拉伯人的世界观念。在古代印度、中亚及中国也流传着类似的"四天子说"。这种观念最早出现在印度,它认为世界是由人主、马主、宝主和象主四位天子所统治,分别对应着中国、突厥、拂菻(拜占庭)和印度,而印度则是世界的中心,它反映了古代印度佛教的世界地理观。在中亚地区和中国也流行着类似的说法,大都是受其影响。从阿拉伯的"五王说"与印度的"四天子说"可以看出,古代两河流域诸王朝与古代印度在有关世界认知观念中的相互影响。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种"世界观念"在古代亚欧大陆流动的历史。     

中国早期文明与华夏民族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7年11月21日,由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主办,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早期文明与华夏民族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与华夏民族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华夏文明起源进程讨论中,王震中《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指出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与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同步,其最初出现与"多元     

论“中国”含义的历史演变

"中国"一词从产生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着改变。它最早出现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之上,其意为"中央之城",后来不断衍生出"天子之都"、"天下之中"、朝廷管辖地区等概念,一直到现在意义上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外延也从地理概念延伸到政治、文化、国体概念上。现如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现代国家特点而形成的全新的主权国家。本文将简要论述这一演变过程及其原因。     

权力的让渡和主权的坚持:略析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

欧洲一体化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让渡和共享,但成员国仍然保持着主权,并主导着一体化。证诸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到:一、所有的权力让渡都需要成员国全体一致同意,体现了成员国主权的行使;二、"辅助性原则"限制着权力让渡;三、偏向于"政府间主义"的"机构间平衡",共同体/欧盟的决策/立法权始终掌握在由成员国代表组成的理事会手中;四、种种"灵活性"和"例外",使成员国在权力让渡的问题上保持最大限度的自主性。     

国家和王权研究的理论建树——读王震中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正>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王权形成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为核心的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等前辈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王震中先生《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就已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震中先生新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①,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中国国家起源及发展的研究又做出     

社会主义论战之“外”的胡适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胡适比较关注,且于论战尚未结束之时借论王莽改制而谈起"社会主义"。他对王莽改制举措作出"社会主义"的解读,认为王莽的"六筦之令"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对其失败予以同情。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胡适所欣赏和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这已是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德式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     

佛教转法轮的含义

"转",是印度古代战争中用的一种武器,它的形状象个轮子。印度古代有一种传说,征服四方的大王叫做转轮王,他出生的时候,空中自然出现此轮,预示他的前途无敌。这里以轮来比喻佛所说的法。佛的法轮出现于     

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

从中世纪后期直至法国大革命初期,君主制下的法国国王在宗教身份上一直拥有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其他任何国家的君主均不得“盗用”的称号,即“笃信王”(法文SaMajest啨Tr埁sChr啨tienne,英文HisMostChristianMajesty)。从“笃信王”概念的源流、“笃信王”内涵的演变以及“笃信王”称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可以看出,“笃信王”一词虽然是由罗马教廷于公元8世纪时首创,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它却成为法国国王用以同罗马教廷以及基督教世界其他敌对国家进行斗争的工具。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身份,法国方面在舆论上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地位。也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头衔,法国王权获得了凌驾于法国教会之上的特殊权力,进而促使法国王权走上政教合一的“绝对主义”道路。     

评《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研究》——兼谈西方家庭史研究中的“变革与延续之争”

家庭史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它可以追溯到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发表<母权论>,以及稍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等论著的面世.但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家庭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史学",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强调普通人在历史中作用的"新社会史"的出现而开始受到重视,同时它也是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     

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

提点刑狱司是宋朝首创的专门化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是继转运司后设立的又一个对州县进行监管的重要路级机构。从提刑司制度所反映出的宋代路级机构某些共性的特征来看:它们具有较固定的行政管理区划,处于地方一定的行政管理层级之中,有大量的行政处置权力。因而宋代的"路",尤其伴随着中央下放除监察权外的大量行政权力到转运、提刑等机构之后,可以被认定为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宋代的"路"是一种权力多源化、分权制衡、集权于中央的新型地方行政体制,是宋代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创新和贡献。     

“国族”与“国族文化”辨析

林先生的文章《由"文化形成的滞后性"所引起的新思考》,在王立新的"文化滞后性"基础上,论述了他对"国族"与"国族文化"的"新思考"。所谓"国族",指的是进入同一国的不同族群经过融合形成的"非此非彼的族群";所谓"国族文化",指的是"一种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混合文化"。文章认为王立新所讨论的"文化滞后"中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不是"王朝文化";同时否定"夏商时代的国家组织仍有浓厚的血缘特点"。本文从商周历史及早期国家的特点诸方面提出了商榷意见。     

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

本文从古典著作和波斯帝国的文献出发,讨论它的统治方式及其特征,指出波斯大王掌控着对所有重要官职的任命以及财政资源,以书信指导着行省总督的管理,据此控制着贵族的命运,确有专制自为的意味。但作为波斯国王,国王权力的行使,较多地取决于国王个人的能力和意愿,他缺乏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官僚系统支持,总督在军事、内政和对外政策上大体自主,较少受到国王的具体干涉。而在地方共同体中,虽然法律上国王和总督拥有无限权力,其命运有时会被国王与总督左右,但在日常管理中,它们大体自治,由此造成了波斯帝国统治中国王的专制与地方自治合作的特征,两者的结合,是帝国得以长期维持的基本原因。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古代国家的统治能力以及波斯作为一个征服性帝国有关,因此,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实际的政治运作,需要更有效率的地方自治。     

“丝绸之路学”初论

本文认为,目前"丝绸之路学"已经能够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被提出,并应该得到强化建设。本文从"丝绸之路学"定义、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历程与展望诸方面进行阐释,指出"丝绸之路学"是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一切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内容皆是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其重在探讨丝绸之路的机制、作用、价值及东西方文明交流之成果;在时间上包含了先秦的早期丝绸之路、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及当今的"一带一路",在空间上包含沙漠、海上、西南、草原、高原等丝绸之路。同时,该学科的目标是复原古代丝绸之路之面貌,探索东西方文明交流之规律,服务人类文明未来之发展,既关注古代,同样也立足现代,更是一门理解未来的学科。     

溥仪“护军”的兴衰

正一谈起伪满时期的溥仪,我们往往定义他为"傀儡皇帝",并常常形容他"软弱"、"妥协"等等。在既往的史实中可以找到许多确凿的证据,直到今天,我们这么理解溥仪的形象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溥仪在任伪满"皇帝"时,有一项不凡的举动,恰恰与其根深蒂固懦弱的形象有所不同,那就是他曾尝试着建立一支私人武装,并以此为基础,逐步获得军事上     

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

日据东北时期,为了在伪满境内营造出一个万民崇奉的"国家信仰",从而达到钳制民众思想,操控傀儡政权,实现将东北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国母体彻底剥离等政治目的,日伪当局先后颁布了大量相关法令并辅之以各种行政手段,将伪满"国家祭祀"的基本内容由初期的"尊礼崇儒"调整为中后期的"惟神之道",并将其纳入日本"国家神道"体系,最终实现了伪满"国家祭祀"的日本化。伪满"国家祭祀"的整体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传统儒教的扭曲复兴、日式祭祀的强行植入和"惟神之道"的全面垄断。显而易见,殖民者这种思想文化和精神信仰上的强加手段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招致了溥仪及其部分随属和广大东北民众的普遍心理抵制。     

“校友文化”

新加坡社会有深厚的"校友文化",很多小学招生时,不仅有就近入学原则,孩子还得有亲属是学校的校友,才能被录取。"校友文化"出现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初是为了沿袭校友与学校的联系,方便校友回校做贡献。后来,为了方便家长接送,一个家庭如果已经有孩子在某所学校入学,其弟弟妹妹也可以被优先录取。但长此以往,一些攀不上校友关系的学生只能被挡在名校校门外,导致教育资源垄断,出现社会断层。     

“祭祀”与“纪念”之间——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型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试论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与发展

因为卑弥呼女王的王权尚处于早期的原始阶段,故其官制很不完备,只能说是出现了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倭五王时期的官制还是属于一种日本早期国家特色的以地方首长和大王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血缘特色的统治形式,具有非制度化的特点,而且其官职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氏族血统作为授予职位的唯一依据。不过与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的官制相比,则已经标志着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圣德太子所实施的冠位制进一步发展了日本早期国家官制,作为早期国家官制发展的一个顶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由此形成了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核心一位阶制的雏形。     

关于“古国”定义的理论思考

针对中国史前"古国"概念定义不清晰的问题,基于苏秉琦先生古国概念的初衷,借鉴酋邦理论概念,根据中国考古实践,将中国史前时期不平等的前国家社会定义为"古国",即高于部落之上,有地缘政治倾向,稳定的、独立的、等级化的血缘政治实体。考古实践中,可以通过对中心聚落及聚落等级制、中心聚落内部的身份等级制、权力或权威的象征物、权力或权威与亲缘关系密切相关等诸多现象的分析,形成指证古国社会性质的考古证据链。中国史前古国可根据不同的经济基础分为自然经济古国与商品经济古国两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