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

巴金老人生前呼吁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

“文革”高潮,大家都在学习“老三篇”。在这个喧嚣的时刻,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老人才知道自己儿子的结局。“那个张思德莫非就是我的谷娃子？”一个人的死讯走了20多年,才来到生养他的土地,才撞进母亲的心田。     

点评一条“文革”史料

诗人流沙河谈到应当给“文革”写史的时候说:“国家的大《春秋》我不敢写,就写写个人的小《春秋》吧。”于是他写出了《锯齿啮痕录》这本小《春秋》。这本小《春秋》,也就是他个人的“文革”史。“文革”史作为一门专题史,有一点很别致,就是史源极其丰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小《春秋》可写。这是因为,“文革”的创意之一,是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而且果然触及了,所以人人都有了做野史家的资本。流沙河的小《春秋》,     

藏医江根·忠登朗嘉老人

“很多陌生的人都认为我是印度人”，江根·忠登朗嘉老人开玩笑地说。老人头上或白或黑稀稀疏疏的头发，的确有这种感觉。他的话不多，表情中自然带着一个老人应有的慈祥和稳重，会时不时对着你微笑一下，让人立刻感觉到那厚重的温情。老人的汉语说的不是很好，他用藏语牧区话和我聊天，从他的口音中，我猜想他是四川阿坝的，     

“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

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本文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但愿“文革”这样人为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帕雄热巴节

帕雄是个村名,它位于波密县境内的帕隆藏布河之源头曲宗藏布河之东岸,距波密县城约60公里。该村是只有30多户、280多人的小村庄,但它却有一个在当他颇有名气的民间传统节日即帕雄‘热巴”节。“热巴”藏语字面意为“穿布衣的人”,在这里特指藏民族民间传统舞蹈一铃鼓舞。这是一种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藏族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帕雄热巴节有着悠久的历史,该村老人们说,这一节日起源于藏传佛教噶举派大师米拉日巴及其徒弟日琼巴时期,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文革”后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     

荒唐岁月中的韩羽

著名书画家韩羽先生在5O年代画了很多讽刺、针砭时弊的漫画,并且他本人思想“落后”,说过许多不合时宜的话。但在“反右”运动中,竟然安然无恙,没有被划为“右派”;在更左更荒唐的文革中,他虽然“隍惶然如惊弓之鸟”,但最终却是“漏网之鱼”:好不令人奇怪,让人费解。     

草堂随想录

朱子青同一位狐仙交上了朋友。他同朋友们经常邀请狐仙举行诗文酒会,狐仙每次都来。他能说会写,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一次,朋友请狐仙现形,让大家见识见识。狐仙说：“你们想见我的真形吗?我的真形怎么让你们看呢?你们想见我的幻形吗?既是幻形,见与不见又有什么不同?”大家还是缠着他。他说：“你们想象中,我是什么样子呢?”一人说：“应当是须眉皆白的长者。”话音刚落,大家马上见到一位皓首白眉的老人。一人说：“我想你该是一位仙风道骨的人。”于是老翁立刻变成道士。又一人说：“我看应当是星冠羽衣的仙人。”于是他又变成一位…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鱼”,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郭巨埋子’,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一位科学家“文革“中的心路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及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晚年,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遭遇“文革”,虽然由于有“红色科学家”之谓而免于大吃苦头,但他无法理解这灾难性的对人、对文化、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毁灭的“革命”,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对那疯狂年代的感受。循着《一位科学家“文革”中的心路》一文,我们看到了这位正直的科学家的困惑迷惘,再次体会到了“文革”的残酷。     

傅崇碧谈“杨余傅事件”

一在傅崇碧将军高大宽敞的客厅里,除了一面窗外,三面墙上都是名人字画,舒同的条幅：“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出处不得而知,但这十个字足以概括傅崇碧将军坦坦荡荡的一生了。傅崇碧说他自放出来重新回到家后,舒同来看他,就请他写字。舒同说：您也练练字,可以从中学到气功。就在那时傅崇碧拜舒同为师,赋闲在家就天天练字。傅崇碧说他虽不是什么文化人,但他对文化人很敬重,爱书画如宝。“文革”中,郭沫若病得很重,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傅崇碧去看他,说郭老给他的字都没有了,能不能再给他写一幅。在“文革”中,傅崇碧保护…     

第一代“农民作家”冯金堂的凄然人生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我叔叔冯金堂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只上过几年小学的他,因出版多部风靡全国的长、短篇小说而成为文坛新秀。尤其是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黄水传》,当时在河南,特别是在豫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然而,这位中国第一代“农民作家”在“文革”中,却以自杀的方式凄然而去。     

周扬晚年的彻悟

周扬同志在平反落实政策复出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同志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我当时是研究生院现实经济系的学生。每当研究生院有重大活动,周扬都要来给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讲话或作报告。他在公众场合总是保持着一种绅士派头和学者风度,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不苟言笑的表情和一板一眼的话语,有一种震撼听众心灵的气势,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做人和做学问都很严肃认真的人,令人久久难忘。省悟：困知勉行“文革”后的头几届研究生,差不多都是“文革”初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在“文革”中上过…     

七千人大会前后，漩涡中的安徽（下）

七千人大会之后 责任田与农村生态 冯希仁说,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会议期间所发的笔记本,全部被收回,“只字片纸不准留”。他们对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传达任务。后来,相关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他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中,没了“晚上看戏”。他收到参会者全体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长,可惜在“文革”期间丢失。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 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 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 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 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 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 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 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 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 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著名作家何申的新作《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记述了他在不正常年代的一段不正常的生活。文革中的大学,与文革前所谓“十七年教育”的大学和文革后恢复正常教育的大学,是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教育史上绝对的另类。政治运动不断,帮派矛盾重重,在一个文明之所却文明难觅,在一个斯文之处却斯文扫地,焉能使人不烦恼?“工农兵学员”生活是文革史料中较为罕见的,故本文殊为难得。     

学习语文必须在“说”字上下苦功

学习语文离不开“听、说、读、写”,“说”是语文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份,要学好语文就必须在“说”字上下苦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曾做了一个“杨利伟怎样成为我国进入太空第一人”的节目,被采访的航天局领导说了三个原因:一是杨利伟在五年多的集训期间,训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二是杨利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特别强,在担任强击机飞行员时,多次化解飞行险情;三是他的心理素质好,口头表达能力强,说话有条理、有分寸。有以上三个优势,杨利伟最终通过了1600人——300人——14人——3人的淘汰考验。航天局领导还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最终确定…     

一个人和一本杂志

我第一次见到汤永宽先生,是在“文革”期间的干校,大约1967、1968年的时候。当时他在新文艺出版社,应该是社里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有个说法,说新文艺出版社的运动,弄得像《早春二月》里的芙蓉镇,冷冷清清。作为负责人,运动搞得不起劲,对“走资派”打击不狠,恐怕也就得负点责。因为这个事情,他在一个几百人的大会上受到批评,台上点他的名,他就低着头,站起来。那次会后新文艺出版社的人就都进了干校。     

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     

上“干校”,绝顶荒唐的所谓改造

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文革”中上过干校,个中酸辛皆有体味。“文革”前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任总编辑的李庄撰写的这篇文章,既描写了他所在干校的众生相,又记下了他自己的委屈、迷惘、深思和领悟。通俗如话的文字,貌似随手拈来的所闻、所见、所感,留给读者的却是为人、处世、立业、治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