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市场上中外鸦片的竞争与替代（1877-1912）--基于芜湖海关资料分析

芜湖为近代皖省的唯一通商口岸。在1877—1912年间,外国鸦片一直是芜湖海关进口价值最高的商品。在这种长期趋势下,外国鸦片进口数量具体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波动。在第一阶段,芜湖口岸开放,以及税厘成本的比较优势,刺激外国鸦片进口数量上升;在第二阶段,在财政安稳的考量下,官府对本土鸦片全面弛禁,替代作用进一步发挥,外国鸦片进口数量下降。在第三阶段,国内外舆论对中外鸦片的毒品性质进行抨击,促成中英签订禁烟条款,1913年,芜湖海关中外鸦片进口竞争的历史正式结束。可见,在近代中国,鸦片问题始终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和考量,是半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缩影,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身心健康与经济发展。     

芜湖海关史料(1922—1931年)

1877年芜湖海关建立后,除逐年编制年报外,1882—1931年这五十年间还以十年为一期,编制了五期《芜湖海关十年报告》,内容除了同芜湖海关业务有关的贸易和关税情况外,对芜湖以及安徽全省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人口、文化教育、邮政等均有记述或统计,对于研究安徽近代经济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兹将汪明译稿《芜湖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摘要以《芜湖海关史料》为题予以发表,供参考。     

关于五口通商时期鸦片贸易的两个问题

一、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的态度 目前流行的各家著述一般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是允许或默许鸦片输入的。如《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认为:“鸦片问题在条约上虽然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又如《中国近代史》一书认为:清政府“实质上是允许鸦片走私继续进行”。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是允许或默许鸦片输入的观点,其基本依据主要来源于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谈判,因此,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首先检查一下     

中国近代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中国近代曾长期种植鸦片。对于这个问题,过 去学术界很少进行研究。本文将中国近代的鸦片种植划分为 三个阶段,着重论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鸦片种植、清代末期的 鸦片种植和民国时期的鸦片种植,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鸦片 种植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影响。认为中国近代的鸦片种植在总 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分布区域越 来越广,极大的冲击了农业生产,加深了中国近代的农业危 机。     

有关西藏烟草的嗜吸及鸦片之禁的若干史实

有关西藏烟草的嗜吸及鸦片之禁的若干史实房建昌引言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的历史上,烟草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而近代烟草的输入种植及吸食往往会有其独特的发展及受到传统文化习惯的抵制,至于近代亚洲鸦片的毒害与当地政府的禁止则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西藏作为一...     

张荫桓与芜湖海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第四十八册),存有张荫桓上书时任户部尚书阎敬铭,涉及芜湖海关事宜.就芜湖海关之状况利弊述及较多,同时就采取相关监督措施,整顿芜湖海关的作为,以及取得的成效作了禀告.这对研究清代芜湖海关历史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近代中国进口替代问题再探——以广东土洋鸦片之争为例

近代广东既是外国鸦片进口的最前沿地带,又是川滇黔土产鸦片消费的远距离市场,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土洋鸦片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盘根错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往学者认为,近代广东鸦片进口替代率较低,从而以寥寥数笔将之带过。事实上,约自1880年代开始,土产鸦片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不断提高的品质,成为外国鸦片的有力竞争对手,逐渐赢得了广东的消费市场。面对残缺数据,通过采用新的推算方式可知,高峰时期,广东每年消费的土产鸦片可达2万多担,而非只有数百担,进口替代率可能高达66.61%,远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并“不显著”。通过对广东这一特殊区域鸦片进口替代问题的研究,可一窥近代鸦片中“国货”与“洋货”互相竞争的复杂过程。     

晚清时期鸦片反流播问题透视——以浙江省为例

近代百年鸦片流毒中国,造成经济、社会安全、朝廷危机等多方面的危害和影响。沿海省份浙江也属首当其冲之地。杭、嘉、湖、宁、绍、台、温等地区也出现了罂粟种植与鸦片吸食、贩卖现象。浙江地方官员在鸦片禁政上提出了自己的禁烟政策,虽然没有最终阻止鸦片流毒的蔓延,但从道光十九、二十、二十一年的相关政策来看,有关对沿海关卡、口岸的防范措施,包括人员和设施等在内的手段准备,确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鸦片泛滥对近代桂东南社会的影响

最先在桂东南地区出现的鸦片是从国外进口的“洋药”,通过广东输入;随后桂东南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和生产鸦片,称“土药”。从具体时间上来看,大体上在1858年以前,输入广西的鸦片主要是从国外水路进口的所谓“洋药”;1858年后,随着国产烟土的逐年增多,桂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国外鸦片与国内鸦片同时输入和过境的重要通道之一。广西地处边境,从陆路输入广西的鸦片也不少。在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从云南收买大批生烟土,运到越南加工成熟烟膏,其中一部分返销到广西内地。桂东南地区是云、贵两省烟土运销广东及香港、澳门、广州湾（即湛江）必经之地。广西是西南地区鸦片向外输出的重要中转地。虽然国产烟土的产量越来越多。但每年进口的洋鸦片在广西销售或经广西销往内地的一直没有断过,只是数量上有所变化,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受此贩烟热潮的影响,广西省内吸食鸦片的人数也逐年增多。清末以后,鸦片在广西东南部地区的泛滥较为严重,当时的鸦片进出口集散地主要集中在梧州、北海等地。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福建——选自《福建省志·总概述》

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福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近代是福建由盛转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年代。早在嘉庆年间,外国侵略者就向福建输入鸦片,毒害人民。“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19世纪30年代以后,“或十数次,或二三十     

论民国时期湘西地区的鸦片种植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帝国主义入侵影响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湖南省湘西地区作为当时中国鸦片种植的核心地区之一,研究其种植问题对于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鸦片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9世纪爪哇鸦片走私中的华侨包税商

结合19世纪末华侨因为参与鸦片税收承包与鸦片走私成为社会舆论批驳焦点的史实,阐述和分析了爪哇鸦片的输入与鸦片包税制的确立、爪哇鸦片走私的兴起以及华侨鸦片包税商在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原因。认为华侨并不是爪哇鸦片走私的唯一参与者,欧洲人、欧亚混血儿及爪哇本土人常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无论鸦片税收承包还是鸦片走私,最终的受益者都是荷兰殖民统治者;华侨包税商在荷属印尼历史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都是由荷兰殖民统治的利益所决定的。     

二、三十年代国内鸦片问题

鸦片泛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本世纪初年的禁烟运动曾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使种植罂粟和英印鸦片输入的规模、势头有所减弱。但是,随着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刚刚有所缓解的鸦片问题又日趋严重。二、三十年代鸦片重新泛滥。对这一时期鸦片泛滥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对我们今天的革除积弊仍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澳门风云录(长篇连载之四)

二十、林则徐禁烟威震澳门如上面所说,鸦片烟的输入,最早是于16世纪从澳门进入的,只是当时限于药用而已。但是,随着鸦片烟的吸食成为瘾君子的必需品,泛滥成灾,受暴利的驱使,澳葡方面商人,尤其后来英国不法商人的参与之后,鸦片的毒瘤在澳门慢慢扩散滋长。给中国人民带来奇耻大辱的“鸦片战争”,从其鸦片输入到酿成战争,其间很多事情都与澳门有关。1796年,嘉庆皇帝下令停征鸦片税,严禁进口鸦片。但是,澳门走私鸦片仍有增无减,当时臭名远扬的水师副将韩肇庆即采取“暗里开放鸦片拿贿金,明里小抓小缴报赏功”,着实发了很大一笔鸦片走私横财,后来…     

简评《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

毒品问题在近代中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险恶手段之一.<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宏斌教授继<禁毒史鉴>、<近代中国价值尺度与鸦片问题>之后,研究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的又一力作,于2005年9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特货"即鸦片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     

清末黑龙江的禁烟运动

鸦片作为一种药材,在清代以前已有进口,康熙年间,曾将鸦片列入药材项内允许纳税输入。后来开始吸食鸦片,并逐渐盛行起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雍正、嘉庆、道光年间都曾下过禁止吸食和贩运鸦片的禁令,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外掠夺,占领殖民地市场,加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不但未能禁止,反而出现了     

19世纪60—90年代鸦片、洋布洋纱输入和相关国情

晚清时期,进口洋货的两大宗是鸦片和洋布洋纱。将鸦片输入和洋布洋纱进口两个问题一并讨论,可给研究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鸦片输入和洋布进口的终端都在居民消费。鸦片合计值和洋布进口值分别使中国经济链出现年均35089418关两、23537093关两的裂缝,相当于产业投资减少。与实证结果相关的国情揭示出开口通商、产业兴衰、关税差异、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国际霸权、国内专制、官场腐败等政治问题。     

中国鸦片问题文献及研究述评——以贵州鸦片问题为重点

鸦片问题影响了整个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贵州鸦片种植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典籍就有了相关记载,其后不断扩大,至清代中期迅速在全省范围内蔓延,由鸦片种植与吸食所引发的"烟祸"贯穿于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梳理其研究成果,对于研究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的鸦片问题烟祸,理解和研究整个中国近代禁烟史、社会史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本文拟对百余年来中国鸦片问题文献及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以现有贵州鸦片的研究成果为重点,冀以服务于当前贵州鸦片问题的研究。     

鸦片史事考三则

一、“鸦片烟”考辨 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始于烟草与鸦片拌合吸食方法的传入。这个问题以往虽曾引起史家注意,但未深究,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误解。例如,鸦片战争史专家姚薇元先生认为雍正时期的“鸦片烟”与鸦片是同一物。他说:“雍正七年(1729年)定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依邪教惑众律治罪。但对于鸦片之输入,仍照药材纳税,并无禁止明令。盖当时尤误以药用的‘鸦片’与吸食之‘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