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研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挑起战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纵观东北抗战十四年,在思想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东北抗战思想的倡导者;在组织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东北抗战力量的组织者、协调者;在军事斗争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东北武装抗战的领导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为了深入了解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因此,有必要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进行研究。     

江苏省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金融斗争

1937-1945,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包括军事侵略、政治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等各个方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为此,日寇对中国发动了没有硝烟却又激烈的经济战。而江苏省,为原中华民国下辖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其地位特殊,斗争尤为激烈。日寇企图破坏经济命脉,摧毁货币金融政策,粉碎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倾力合作,竭力维持和巩固货币金融体制,为全国人民抗战增强力量,提供经济和物质支持。中日双方双方展开了尖锐激烈的货币金融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夯实战争军需,集全国之力制定金融政策以支持抗战。而中国共产党则主要立足于敌后战场,结合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本文试图分析中共及国民政府与日伪货币金融政策,暴露日本经济侵略的恶行,歌颂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英勇事迹。     

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分析战争的性质特点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和制定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这些策略主要有：倡导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对外政策,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注意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以调促推,以退为进;坚持独立自主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对分裂西藏斗争的理论与政策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所谓“西藏独立”,本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维护旧制度统治所致;反分裂斗争应首先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涉破坏,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才能成功;反分裂斗争应实行政治为主、军事为辅,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方针;西藏人民是实现斗争胜利的决定力量;根本在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反对分裂西藏斗争不仅情况复杂,而且具有长期性。     

张闻天与中国红军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

中国红军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性转变,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抗战初期,历时两年有余。涉及诸多复杂问题。在这一巨大转变的过程中,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运筹主持,率领中共领袖集团及时提出转变任务。调整军事机制。把握军事发展方向,抉择合宜方略,并为日益迫切的大规模民族战争确立了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对此一历史性转变的实现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正确认识张闻天的这一重要作用,对于此一时期红军史乃至中共党史的研究。均具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美军应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并在对日作战和情报搜集等领域建立合作。在推动美军向延安派遣观察组后,战略情报局围绕盟军在华登陆计划、建设华北通讯网络等问题与中共磋商,双方出于各自的战略需求,表达了开展军事合作的意愿。虽然战略情报局高度评价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争,同时认为美军需要并且可能与中共进行联合作战,但始终无法绕过国民党当局向中共提供实质援助。尤其是雅尔塔会议后,美国政府明确了支持蒋介石政权以促使苏联对日宣战的远东政策,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军事合作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政策调整中的理论思考

正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随之转变,革命的方针政策必须进行调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变化引发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及相应的国共关系问题,成为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故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迅速从国内战争转向民族抗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任务及其方针政策的转变,而且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的重大调整。     

1946年中共中央拟迁淮阴经过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特别是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联合民盟等民主党派,经过20多天的激烈斗争,最终就当时全国人民所普遍关心的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及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大会议题同国民党达成了全面协议,为战后中国设计了一副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蓝图。当时,中共对此成果的取得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其看来,“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     

奋斗为民主 团结救中华——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各民主党派进入了一个活跃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各民主党派坚持团结抗战的基本方针,坚持争取民主进步的斗争目标,并为此与中共一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中国走向团结、进步和民主的新时代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七亘大捷

正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侵占全中国,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拼全民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并在军事上做了紧急部署。     

略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政策

汉奸在抗战中帮助日寇侵略抗日根据地,极大危害了抗战事业。因此,锄奸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抗战须臾不可忽视的日常工作,只有正确的锄奸政策才能“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已出版的各种抗日根据地资料选集里有不少相关材料,学界却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纵观几年来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对中共锄奸政策的研究尚属薄弱。因此,加强对中共政策史的研究势属必然。一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日本侵略者投…     

对日受降权争端背景下的中共与美关系

国共两党抗战胜利后围绕对日受降权问题的斗争,成为国共军事冲突的直接导火索。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从一开始就站在国民党一边,拒绝承认中共作为战胜者一方接受日本投降的正当权利。尽管声称不卷入中国内战,可杜鲁门政府以协助受降为名,通过派遣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大规模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继续实行租借法等一系列举措,增强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帮助国民党夺取战场优势。美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受降的需要,形成了对国共内战事实上的军事介入。在对受降权据理力争的同时,中共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灵活调整对美政策,政治上发动宣传攻势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军事上则保持了适度的克制和忍耐,使以斗争为主、斗争与合作兼而有之成为这一时期中共对美关系的主要特点。     

抗战中的中日货币战争

<正>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攻打卢沟桥,全面侵华,中国的全国性抗战由此开始。抗日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社会各界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期间,中日之间除了军事斗争以外,围绕货币也开展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交战三方的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权各有不同的货币在战争中流通。共产党领导在抗日根据地流通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组织发行的货币简称"抗币",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统治区流通的日伪政权发行的伪满币、朝鲜币、日     

陈独秀抗战主张述评

陈独秀抗战主张述评史远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之一,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对中共的路线、方针及中国革命局势的变化,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人们对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而对他在３０年代以后的抗日主张,研究尚不充分。而这项研究,对于评价陈独秀晚年政治思...     

中共文献统计的敌后抗击日伪军比例数初探

中共文献统计的敌后抗击日伪军比例数初探胡哲峰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整整５０周年了,但时至今日,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八年抗战中究竟抗击了多少侵华日军和伪军,仍是一个颇难准确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又直接涉及到国共两党的抗战战绩,因此,海峡两岸对这个问...     

浅析“敌进我进”军事方针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产生,但是它的运用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由自发到自觉,该方针得到充分运用,并臻于成熟。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继承与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一国两制"方针,根据两岸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台方针、政策和措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台独"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坚持通过两岸对话和谈判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高度重视对台湾人民的工作,贯彻"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积极推动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有力地推进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皖南事变后中共的国际统战工作

皖南事变的发生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在军事上始终保持克制状态,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严重的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号召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上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的倒行逆施,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充分提高警觉和加强作战的充分准备。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与满洲省委:围绕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多边互动(1931—193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过程中推行的重要策略,它从提出到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变化过程。东北地区是抗战时期中共初步践行统一战线的重要区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方针发生变化,使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就东北地区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出现了分歧,后者直接对东北党施加影响的做法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其直接面对中共中央与代表团之间的意见冲突而难以适从,进而对东北党乃至满洲省委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本案例可以发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线性作用,而是存在与中共中央、地方党组织多边互动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