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马共和国的行政长官制度

罗马的行政长官制度与元老院制度和公民大会制度共同构成罗马共和政体的三大要素。它主要有六个原则:民选制、同僚制、短任期制、任职结束究责制、无薪俸制、禁止兼职和限制连任制。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行政长官制度是罗马共和制度的重要载体,它的发展与演变也间接反映出了共和国的兴衰历程。     

浅论古代希腊罗马的混合政体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共和主义"在西方得以复兴。而共和主义思想中制度层面上的混合政体思想完全可以在从希腊到罗马的思想家的论著中找到论证。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里比阿再到西塞罗体现了混合政体思想由消极到积极、由萌芽到发展到鼎盛的过程,也反映了共和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逐步成熟。     

人民大会及其在古典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本文利用古典文献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罗马人民大会的权力、人民大会权力的局限性以及人民大会和罗马政制中的民主因素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人民大会在法律上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立法等多方面的重要权力,但在具体行使权力过程中,受到多重不民主因素的限制.尽管如此,在作为城邦的罗马,人民大会仍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罗马政治的稳定和扩张的成功,也是人民大会发挥作用的结果.     

谈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大地产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经济方面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生产管理、经营方式上被日益发展的大地产所取代.这种大规模的土地经营不仅表现在谷物种植方面,也包括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大范围的牲畜饲养,而有利可图的经营方式开始成为上层社会逐利的目标.     

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

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古典传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古典学的学者通常过分强调古典传统的影响,而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则往往低估美国建国与古代经验的联系。实际上,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置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并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加以综合利用。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吸收了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未彻底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认同罗马共和的制度安排,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转化,最终超越了古典传统,确立了一种新型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者在雅典和罗马之间走出了一条新的建国道路。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在罗马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罗马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罗马道路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扩张的需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并不多。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主要在意大利本土进行,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的道路建设对罗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它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考察罗马社会。     

浅谈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家庭教育

罗马是西方文明的起源,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几千年来,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丝毫没有减退人们对罗马历史的追寻和热情。罗马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罗马的教育,作为罗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一个民族前进的方向和脚步。现有的书籍文献,在论述罗马教育时,大多与古罗马的历史阶段（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相结合。而本文则是把古罗马教育与历史分期结合起来,通过对罗马共和国时期（BC510年-公元BC30年）家庭教育的研究,加深我们对西方早期家庭教育的认识,从而体会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民族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析古罗马共和国前期的婚姻制度

古罗马共和国前期的婚姻形式主要是严格一夫一妻制的有夫权婚姻,这实际上是罗马共和国前期至高无上的家父权、具有绝对权威的夫权、严格形式主义的罗马市民法、罗马人严格淳朴的道德观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行省中的罗马军队:以罗马不列颠为中心

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罗马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偃旗息鼓。相应地,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军队经历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兵源募选日益本土化,这使军团和辅助军之间的区别日渐淡化。二是行省驻军日益定居化,这使军队作为自成一体的社会具有隔离于非军事区的趋势。由于这两个变化,军队在和平时期的非军事功能日益突出。对不列颠罗马驻军的考察表明,军队对行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军队对城市化进程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向军队供应粮食带动了不列颠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军队是普及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关注这些非军事功能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作为罗马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队。     

罗马共和国后期行省治理的弊端与规范

行省治理是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关乎共和政治的运作与国家的命运。然而,在行省治理过程中,作为实际治理者的罗马官员滥用权力,通过多种途径大肆搜刮钱财,成为行省治理中的首要弊病。为遏制这种弊病,规范行省治理,罗马当局围绕着官员搜刮钱财现象,不断加强法律建设,呈现出立法条款细致化、诉讼程序固定化以及惩处严厉化的倾向。但是,行省治理制度中总督权力缺乏制衡,荣誉任职的传统观念以及税收体系的混乱等因素为罗马官员滥用权力、非法敛财提供了条件,而相关法律实践过程面临着距离、语言、时间与经济成本等实际障碍,且法庭充斥着腐败与偏见,导致治理局面未因法律建设的加强而得以有效改善。行省治理的失当从行省与共和国政治两个层面加速了共和政治的失序,推动了内战的爆发,进而加速了罗马共和国的衰亡。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因此,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与“五五宪草”不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论罗马帝国消防军

罗马帝国消防军是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建立的专门负责首都消防与夜间治安的准军事性组织。它的建立是奥古斯都对传统消防模式的革新,更是其行使元首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巩固元首制的要略之一。消防军通过完善的预、接警机制,及时发现与扑救火灾,执行旨在抑制火灾发生的消防巡检,不仅提高了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更使火灾次数明显减少。消防军还结合夜间消防巡逻,维护首都夜间治安,在其巡逻下,罗马夜间秩序稳定。消防军是古罗马一创举,说明罗马帝国政府意识到保证消防安全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在促进社会与国家和谐发展上的重要作用。     

罗马帝国的地方政府——以不列颠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政府在不列颠的运作以揭示元首制时期罗马行省体系的运作机制。对总督及代理官任命之考察表明,罗马官员具有非职业性,他们生活在相对固定的晋升体系中,一生需要出任诸多不同职位,并没有为出任某个职位接受专门训练,所以无法发展出专业行政知识。此外,元首制时期官僚机构尚未增生,行省中罗马官员的数量屈指可数。这些都为地方自治开辟了空间。在某些罗马势力不易渗透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在征服初期以藩属国的形式出现。随着时机成熟,藩属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逐渐被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城市所代替。城市里的地方官员在刑事案件之审理和直接税之征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可能把行政负担转嫁到地方政府身上是罗马帝国正常运转的奥秘所在。     

Adam Ferguson on the Perils of Popular Factions and Demagogues in a Roman Mirror

For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inker Adam Ferguson (1723–1816) and many of his time,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Republic furnished the best case study for discussions of internal threats to a mixed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se included factionalism, popular discontent, and the rise of demagogues seeking to concentrate power in their own hands. Ferguson has sometimes been interpreted as a ‘Machiavellian’ who celebrated the legacy of Rome and in particular the value of civic discord. By contra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he is better understood as a disciple of Montesquieu, who viewed Rome as an anachronistic and dangerous ide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ra of the civilized and commercial monarchy. The greatest fear of Ferguson was military despotism, which he believed was the likely outcome of democratic chaos produced by the levelling instincts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demagogues prepared to harness their discontent. In such a scenario, a legitimate order in a mixed government would be turned into a faction putting the constitutional balance at risk, undermining intermediary powers, and ending liberty for all.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独立各省制订的约法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既非孙中山的本意,当然也不可能体现他的宪法思想,而是与其"五权宪法"相背离的。孙中山在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之作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于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在上述"扬弃"的过程中,其五权宪法思想得到了继续发展。孙中山晚年,通过多次演讲,五权宪法思想近乎成熟;1922年6月,叶夏声奉命起草的《五权宪法草案》,可以说是反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法律文本。孙中山将其毕生奋斗的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实现任务,作为政治遗产,留给了后世。与三民主义一样,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轨迹,也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孙中山个人的特点。     

关于罗马-高卢城市兴起的几个因素

罗马的高卢行省深受帝国城市化运动的影响,在城市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独具特征。在某种意义上,高卢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带动了整个帝国城市化运动的发展。促进高卢城市兴起有几个因素,即高卢原有的城市因素——奥必达、希腊殖民地的城市因素和罗马化的城市因素,对这些因素在高卢城市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彼此继承改造的关系、融合的过程和具备的创新意义等展开具体分析,有助于认识高卢城市兴起的基本条件和历史动因,进一步加深对罗马帝国城市化运动性质的理解。     

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外的相关机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是一个有别于国内学界的研究群体和范围。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他们开展研究的历史背景复杂,研究成果显著,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既有各国研究的个性和特点,也呈现出某些共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