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海军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失败——以法方新档案史料为中心的研究

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后,迅速加快了向东方扩张的步伐。1853—1855年小刀会占领上海期间,以"贞德"号舰长辣厄尔为首的法国海军以保护租界为名与清军结成临时同盟,对起义军实施武力镇压,这是近代法国军事干预中国政局的开始。1855年1月6日,法军配合清军发动"北门之战",这是法国海军在近代中国的第一场热战。战后双方的照会往来,亦可视为清廷与西方列强的高级军官间首次旨在谋求"合作"而非"对抗"的直接记录,而这一"合作"成为日后清廷大规模"借师助剿"的前奏。在法国新发现的法方原始档案史料,生动地反映了华洋初交之际畸形的中法关系,同时有力地证明了法国这次军事行动对其远东战略和上海法租界扩张的深远影响。     

“阳江风筝”考

—“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可以培养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可以培养一点点文化”。[1]文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凝聚和留存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形态传统的反映和折射。作为最早由中国人发明的风筝,是中华民族向西方国家传播的科学发明之一,它与“四大发明”一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解放军欲仿制美国航母”

若盘点西方媒体近来炒作的“中国航母威胁论”,其中最荒诞的,要数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爆料的“水泥航母”——一个建在上海青浦公园里的游乐设施,居然成了中国“建造航母”和“研究攻击美国航母”的证据。据说美国驻华大使馆都被惊动了,要求现场勘察这艘“中国航母”。炮制这篇“奇文”的,就是《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安德烈·平可夫。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放山居旧藏圆明园文物1860年劫后的流散往事

圆明园“战利品” 这张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是英国威尔特郡乡下的一栋私人别墅——放山居（Fonthill House）。室内陈列的大小瓷器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最多时近两干件。其中半数是1861年房主阿尔弗雷德·奠里森花400英镑从高级军官手上买下的圆明园“战利品”。     

祸起西方优越感

近来,"中国间谍"之所以会成为西方主要国家媒体的热门话题,笔者以为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是一种西方种族与文化优越感的新体现,有必要略加叙述。中古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很少,西方人主要通过《马可波罗游记》等极少的记述来了解中国。当时,     

从选举制度看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

当代法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主权在民”,即列宁所说的“……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实现民主的主要途径是选举,公民行使国家管理权的主要手段是行使选举权。法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     

“干部”原来是“方框”

“干部”一词是个地道的外来词,一般认为来源于俄语,而俄语中的“干部”一词又来源于法语Cadre。它在1539年第一次在法国大作家拉伯雷的作品中出现,借用意大利语的含义,指方框,后转义为一定的场所、环境;后转为指作品的各部分安排;后又指领导一个军团的军官。之后,又指官方或企业中的高级人员。再指青年干部和所有干部。直至今日,Cadre一词在法语当中仍旧有十几个词义。这个词后来传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再传到我们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我是中法中间那个破折号——专访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世界需要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的世界也需要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文明”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试论东方学理论视野中的“夷学”构建

文化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探讨文化创造的可能性机制。在西方,萨义德东方学理论的提出,对于西方文化语境中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反思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用以分析和反思以夏文化为主流的中原文化跟周边偏远地区的文化关系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学理论限于对抗性、批判性的局限,向中国的文化现实提出了创造性地创建新型文化关系理论的要求。本文从东方学理论入手,论证了“夷学”提出的理论必要性和现实性,并且论述了“夷学”与文化创造的思维模式与内在联系。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法国经贸文化交流

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职能,直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指定通道和贸易唯一场所,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在此后的八十多年成为自海路而来的欧美国家进行中西贸易的唯一口岸,与法国进行了丰富的经贸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成为中法关系的重要见证,也对两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传

大卫·妮尔是一位神话般的人物。她的东方(特别是西藏)探险记、日记、论著极多,被译成了西方的各主要文种及日文。她一生中对西藏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崇拜和敬佩,将终生的精力用于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探险和潜心研究西藏学乃至东方学中的许多学科,甚至起了一个法号“智灯”。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喜马拉雅环境和社会文化研究所负责人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曾与笔者讲过:“法国的几代藏学家和佛教学家都是在大卫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

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之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现实有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共已是一个国内国际有影响的党．以后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     

中法建交始末

1964年1月27日,我国政府与法国政府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首次采取了在内部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先宣布建交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为中国迎来与世界各国第二次建交高潮打开了突破口。法国的需求法国提出与中国建交是从法国在对外事务中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考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法国作为西方盟国的重要成员,追随美国,坚决不承认新中国,继续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虽然50年代法国曾提出过同中国建交,但由于中法之间在建交问题上存在着两大障碍,使中法未能正式建交。这两大障碍: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二是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反对法国的     

嘉峪关是谁选址兴建的

嘉峪关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和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因而也是中国丝绸之路文化与长城文化的交汇点,在明代更是甘肃镇肃州卫的前哨和西北的防务要地,素有“河西重镇、边陲锁钥”之称。嘉峪关北依马鬃山,南据祁连山,两山对峙,中间只有一条10多公里宽的通道,无疑是建关的     

杜聿明先生的后半生

国民党的败军之将,殃及眷属1949年1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已近后期。10日,被誉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所俘虏。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与另外42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被宣布为战犯,一同被送进     

章士钊的“农业文明”论

在五四文化论争中,章士钊抛出“农国论”,认为西方国家因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之害已经陷入绝境,中国亦深受工业化之害,趋于沦亡;中国必须以农业立国,摒弃工业化和物质文明,恢复知足、节欲、不争的农国精神和传统道德,才能免于亡国之祸,并担负起拯救西方世界的责任。“农国论”是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又一种形式,是精神文明论的变种,本质上是道德复古主义。     

辨玉

中国用玉始于早全新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最著名的国家。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玉器文化,正是占代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玉有真假,真玉又有软玉与硬玉之分。如珉、砆、碈等是假玉的古称,又名采     

《大象无形》中“在场”与“缺席”的跨文化解读

《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在中国画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他将中国道家思想作为“他者”,以此从外部解构西方哲学,并企图用迂回的方式为欧洲思想发展开辟新方向。出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朱利安使用欧洲哲学史的大量核心词汇去解读中国道家思想。与西方“在场”与“缺席”二元对立截然不同,中国道家思想消抹了画中的一切指涉关系,消解了在与不在的对立。因此,文章从“在场”与“缺席”这对形而上学的关键概念出发,结合书中内容解读朱利安对于中国画论中“在场”与“缺席”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