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马再考

一般认为中国的家马出现于商代晚期,近年来通过对殷墟遗址出土马骨进行DNA研究和同位素分析,学者们认识到在早期家马传入阶段,其来源较为复杂,存在来自多种谱系的可能性。近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了马骨,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家马。马的家畜化与其他动物一样,是在家畜驯化过程中,针对动物繁殖,以人为的主动管理取代了自然淘汰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本文在归纳整理近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家马的家畜化过程再次进行了深入探讨。纵观旧石器时代到商代晚期的马骨出土情况,笔者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马骨多为游离齿或部分骨骼残片,这些骨骼残片极有可能为肉食后的残渣遗留。因此与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马骨骼相比,商代特别是殷墟二期是一个划时代的节点,马与马车及青铜制品共出,马的全身骨骼基本保存完整。从古代DNA分析结果看,这种马的繁盛交易往来从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考古资料和出土文字材料也显示人与马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家马的出现是在商代晚期,虽然在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发现马骨,但是大多数马骨基本均发现于殷墟遗址。由此推测在新石器时代应该没有出现人为介入马匹育种的现象。因此还是应把中国家马的最初出现定在商代晚期,自商代晚期开始,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家马利用。     

《考古》2015年7/8月号 马的故事

<正>始祖马,身高不足2英尺,大约于5000万年前生活在北美森林,到1 50万年前基本进化完成。约90万年前,马从北美草原扩散到旧大陆,从此与人类相遇。本期《考古》主打文章集合世界各地自旧石器以来关于马的考古发现,浓缩成六个故事,讲述了马在人类文化史中扮演的独特角色。首篇为"马的驯化"。人类与马相接触的最早证据来自欧亚大陆旧石器遗址。肢解的马骨堆积表明,早期人类将马作为一种肉食资源。旧石器洞穴艺术中马的形象比其他任何动物都丰富,看来这种矫健、激情洋溢的动物也是古人艺术灵感的重要来源。大约9000年前即末次冰期之后,马在新大陆灭     

马的胸椎异常及其利用方式的演变

马的驯化及使用深刻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马不仅为人类提供肉、奶等蛋白性食物,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运输和战争能力,推进了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和文化的传播等等。可以说,没有一种家畜像马一样,在战争、运输和人类社会交往方面,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骑乘无疑是人类使役马匹的重要方面。如何研究遗址出土的马骨,探讨其是否被骑乘,一直是考古学家关心的课题。本文的作者玛莎·莱文(Marsha Levine)博士等运用古病理学对马的利用方式进行了探讨,研究了马的被骑乘与否和马的第11-18胸椎异常之间的关联。他们对比了未被人骑乘的现代马骨和明确被人骑乘的早期铁器时代和中世纪的马骨,认为在早期铁器时代的马胸椎上出现的异常模式很可能与骑乘有关,从而表明从动物古病理学的角度探讨古代人类对家马的利用是切实可行的,这一研究思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动物古病理学研究在国外开展已久,然而这一研究在国内尚十分薄弱,这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     

那些养马的事儿

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鲞丘龙山镇一处被命名为“城子崖”的遗址里,考古专家们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兽骨,其中不少为马骨。城子崖遗址的年代被断定在公元前27世纪至21世纪,这说明,远在四千多年前,山东的先民,已经开始驯养马匹。     

中国古代家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马作为古时非常重要的使役畜力,在推动社会发展、加速开疆扩土、实现民族交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地位显赫。另外,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动物,马在考古遗存中出现的表现形式也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较为常见的有整齐摆放整马、肢解后埋藏,还有车马坑。由此,马在古人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可见一斑。自从野马被驯化成家马,它就始终作为人类的忠实助手,陪伴在我们身     

秦始皇陵铜马车驾驭操作问题研究

秦始皇陵铜马车的出土为马车驾驭操作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材料,但由于损坏严重,辔的分配方式和系结位置仍有疑问。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辔绳分配方式,并通过对觼軜结构的分析,认为其在驾驭操作时具有操纵台的作用。由古今策的对比研究,为马匹驯化程度的提高找到了证据,并基于此尝试对其他时期二马和四马驾车中马车的操作驾驭问题进行推断。     

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汉代马骨的DNA初步研究

运用古DNA技术对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汉代灰坑中出土的8匹马的骨骼进行了遗传学分析,通过提取DNA并对线粒体DNA和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进行PCR扩增和测序,全部样本都获得了线粒体12S r RNA基因的部分DNA片段,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喇家遗址这8例汉代马骨均属于家马的范畴。其中6个个体还获得了线粒体DNA控制区序列,在这6个序列中共检测出5个不同的单倍型,归属3个不同的谱系A、D和F。毛色控制基因的SNP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汉代家马的毛色有枣色(bay)、栗色(chestnut)和黑色(black),都是常见的属于纯色的马匹毛色。本文的家马毛色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家马毛色多样性是从西向东逐渐递减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新疆、甘青入中原地区是古代家马进入中国的一条主要路线。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喇家所在的甘青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之间,是家马从新疆到中原的经由之路。本文的马骨DNA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甘青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沣西车马坑的化学保护

西周沣西车马坑遗址位于西安市长安县沣河西岸张家坡,它是于1955年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该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中发现,并进行发掘。该座是发掘后保护的一座,为长方形坑,内有两车六马和一个殉人,距地面深约两米。马、车及马车饰基本完好,殉人压在南边的车箱底下,仅在车左侧露出一只脚趾骨。为了保护车马坑,能让人们参观了解西周社会面貌、认识历史,发掘了此车马坑并加以保护。由于天长日久,与空气接触,马骨严重腐蚀,车土型受损,若不采取保护措施,会     

考古学次生堆积的研究与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当代考古学的目标从器物描述扩展到对人类行为的信息提炼,对考古遗址中文化堆积改造和遗址形成过程的了解,便成为田野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面。虽然,对过去社会文化和人类活动的了解取决于考古学家对遗址的仔细发掘和采样,但是发掘和采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考古遗址从形成开始,不但受到人类活动的改造,而且在使用时和废弃后的漫长岁月里,还会被堆积后的自然和人类动力破坏得面目全非。所以,如果要科学地认识考古学文化,仔细分辨人类和自然对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就必…     

丹江口库区果茶场II旧石器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考古发掘中揭露的遗址,在其使用、废弃以及埋藏阶段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自然营力的影响。对遗址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成为判断遗址完整程度以及解释人类行为与活动的基础。本文主要从遗址所在区域的地质地貌特征、地层沉积物性质、石制品风化磨蚀程度、空间分布方式、分布密度、尺寸范围以及石制品拼合等方面对遗址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并进而判断人类行为以及自然营力对遗址形成的影响。     

陕西省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马坑出土马骨的DNA初步研究

运用古D NA技术对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西周中晚期马坑出土马骨样本进行遗传学分析。共选取4匹家马骨骼样本,从中提取D NA并对线粒体DNA控制区和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进行PCR扩增。全部样本获得了线粒体D NA序列,在这4个序列中共检测出4个不同的单倍型,可以归属到4个不同的谱系A、B、C和F。枣树沟脑遗址马坑中出土家马具有相对较高的线粒体D NA的遗传多样性,依据古代文献记载和古环境特征,陕西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利于不同谱系和不同品种的家马聚集至此,由此推测该地区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一个产马和马匹贸易交换的集散地。毛色控制基因的S NP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古代家马仅有枣色(bay)一种毛色。毛色的单一性与线粒体D NA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并不一致。本研究为陕西地区古代家马遗传学研究填补了空白,也为今后中国古代家马起源与扩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岭南纪事》是一间历史博物馆

前些年作为中国的赛马代表去访问发达国家的赛马会,各地马场的奢华气派,无一例外地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标志性建筑。在人类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马一直是军队的腿。王者爱马,从马上得天下,这是几乎成了冷兵器时代战争的真理。在发达国家,现今对马匹的利用从役使变成了观赏。名马死了还建有公墓。     

新疆木垒县平顶山墓群出土马骨的DNA研究

运用古DNA技术对新疆木垒县青铜时代中晚期平顶山墓群出土马骨进行遗传学分析。共选取8匹马骨骼样本,从中提取DNA并对线粒体DNA控制区和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进行PCR扩增。全部样本获得了线粒体DNA序列,在8个序列中共检测出7个不同的单倍型,可以归属到5个不同的谱系A、D、E、F、G,均属于家马的范畴。毛色控制基因的SNP检测结果显示该墓群古代马的毛色有栗色(chestnut)、栗色有白斑(chestnut tobiano)、黑色(black)和金黄色(palomino)四种。平顶山墓群家马与年代稍晚但地域相近的石人子沟遗址家马一样,都具有相对较高的线粒体DNA和毛色的遗传多样性,推测这里应该是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产马地。此外这两个遗址家马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研究都印证了古代人、马匹、墓葬、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战车与车战二论

中国古代马车的来源及其出现时代,是人们着意探寻的有趣课题。杨泓《战车与车战》于《考古学报》1976年发表至今已有23年。作者依据这23年出土的考古学资料进一步提出:商代前期已有以牲畜拖驾的车。商代后期双马木车已较多地用于军事,但战车兵还难于成为克敌致胜的主力兵种。西周时马车的车前驾马数量增加,车的毂部附加了铜饰,车辐增加,轴头缩短,马具改进,新兴的格斗兵器出现。战车的冲击能力和作战性能得以提高。战车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东周时期的马车据形制和装饰的不同,可分为华美的乘车和用于军事及田猎的战车。出现了保护辕马的皮质马甲和马胄。战车使用的成组兵器已趋完备。     

关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在许多史前遗址中,我们会将与文化遗存共存的大量其他遗物和遗迹看作是人类行为所致,比如将动物骨骼看作是人类狩猎或食用的庖厨垃圾。就像用静态方法分析器物工具一样,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考古遗址也一样,它们在发现时也早已处于被弃置状态,从被古人类栖居到被发掘出来的漫长岁月中,饱经地质、气候、生物和人类的种种动力作用,沧海桑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因此,单凭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表面印象而做的结论,难免与遗址本来的面目有很大的出入。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要把影响遗址和文化遗存堆积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从而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方式。本文作者是最早提出遗址形成过程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他认为一处考古遗址是由人类文化的和自然动力过程共同塑造的。自遗址形成阶段开始,文化动力和自然动力就无时不刻地对文化材料产生影响,它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行为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特别是遗址废弃后的扰动会导致考古记录呈现一种被扭曲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图像,造成我们了解和重建过去的偏差。由于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不存在有没有问题,而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考古记录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凝固的远古社会形态,而是受到破坏后的扰动状态。在本文中,作者对如何研究形成过程,分辨自然动力和文化动力提出了一些理论方法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分辨遗址形成过程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美国考古学家伍德和约翰逊指出,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关系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迹象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如果我们误读了这些关系或对这些关系做出了错误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出可信的考古学结论。     

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

家养动物的起源与扩散与农业起源、古代贸易、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山羊(Capra hircus)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奶、羊毛和毛皮,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由于早期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动物考古学家并没有仔细区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和山羊,而是笼统地以羊来代替,导致我们对山羊在中国的起源、驯化及其传播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资料,同时结合现代山羊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山羊的古DNA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山羊的起源与扩散过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陕西凤翔雍山血池遗址2016～2018年祭祀坑出土三牲骨骼研究

本文对血池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马牛羊三牲骨骼进行了鉴定,主要为马(256匹),其次为牛(31头),羊最少(8只).马骨年龄偏小,全为马驹,分布于南北向的马坑和东西向的车马坑内.南北向的马坑马骨数量多,时代早于东西向的车马坑.牛在东西向牛坑内,全为牛犊.羊和牛为南北向的合葬坑,年龄主要在1～3.5岁之间,时代和南北向的马坑接近,均为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对祭牲的马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均为马驹,但对牛羊祭牲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到西汉时期,除马继续为马驹外,牛变成了牛犊.     

美国西部野马的驯养使用与保护

19世纪末 ,美国西部有数百万匹野马。这些野马起源于西班牙殖民者运抵新大陆的“西班牙马”。牛仔们在长期的实践中 ,形成围捕和驯化野马的有效方法 ,使驯服的野马为人类服务。马对美国西部开发和美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了应有的作用。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和农业机械取代马匹后 ,退役的饲养马成为制造宠物食品的原料 ,野马也因此遭到猎杀 ,濒临灭绝。韦尔玛·约翰斯顿经过 2 0余年的不懈努力 ,最终使美国国会于 1 971年通过一项保护野马的法案。     

“中华第一龙”与图腾崇拜

本文从文献记载、远古传说和考古发现人类对动物的驯化等方面论证,认为1987年河南波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中华第一龙”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有关。温阳为“源项之墟”,“中华第一龙”应是颇项部族遗留下来的图腾形象。     

西周王朝的牧业经营

据以《周礼》、《礼记》为代表的文献记载,西周王权体制下,为从事季节性地饲养、管理马匹,设置了多种职掌的官职。可是,其具体状况则未能详尽。因而,对马骨进行科技分析成为关键课题。本论文根据陕西省西安市少陵原西周墓地出土马骨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数据,以及牙齿羟基磷灰石碳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对随葬马匹的饲料构成的组合分析获得了新认识,也探索了西周王朝马的饲养与管理状况。西周王朝根据马的性别确定不同的饲养管理战略方针。雌马以繁殖后代为目的,出生之后即在厩舍饲养,饲料为粟和黍,使之与甄选出的种马交配。同时,幼马与雌马一起饲养,以母乳以及天然牧场的野草为食物,马3岁以后对C4植物摄取量剧增。这一结果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吻合,可见为了对3岁以上的马进行使役训练,周人可能将其转移到不同的饲养、管理环境中,这是熟知马的生态特征,按计划进行饲养和管理的措施。如此,依据动物考古学和理化分析相结合的手段,揭示了仅凭古代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所无法窥知的西周王朝对马的饲养与管理活动,并表明这些饲养管理活动的开始时期或可追溯至西周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