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

汪精卫以烈士登上历史舞台,却以汉奸结束政治生命,在貌似多变、矛盾的政治选择背后,潜藏着他一贯的性格,即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且不乏付诸行动的勇气。然而一旦身陷困境,就自暴自弃,缺乏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汪精卫在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坚持战斗的勇气,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条件,幻想以媾和赢得一个偏安之局,最终被诱而亡,身败名裂。他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     

张以宁《奉上御芝隐公》诗考析

曹州贩儿奋臂呼,长安夜啼头白乌。唐家龙种李公子,观风南国停轺车。象狮献状龟食兆,爱此山水清而姝。初来山林尚荜路,厥后蕃衍蜂房居。     

从《史记》中看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生存目标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司马谈之口所说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在描述一个个或得意或失意的人生历程时,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不是上天注定的,而是知识分子要求充分张扬生命意志的性格与集权政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的。     

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工作之余,都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找资料,恰逢徐庆全也在那儿访问,为他的有关丁玲的新书做资料补充和修改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丁玲,谈论围绕丁玲的风风雨雨。不久我就读到庆全的书稿《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立时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创意,有深度,以新的视角考察“丁陈公案”的学术著作。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此书,庆全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虽应之,却也惶然,实在是因为丁玲的人生经历太复杂,围绕丁玲的一切也太复杂,不由得勾起我对自己“认识”丁玲的历史的回顾。     

从傅山肯定"无理"范畴的角度看其反理学思想的社会政治指向

在一些思想史、断代哲学史和傅山评传等著作中,对于傅山的反理学思想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本文则从“无理与理”关系论述的角度,进一步揭示傅山反理学思想的社会政治的指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