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

秦人所立诸畤中,秦灵公所作吴阳下畤的祭祀对象是炎帝.吴阳下畤的设置,体现了炎帝纪念的礼俗制度.秦汉长期以吴阳下畤为高等级的祀所,反映了当时神秘主义信仰体系中炎帝的崇高地位.     

西汉太一祭祀研究

太一是西汉重要的国家祭祀。秦及西汉武帝前的国家祭祀体系中并无"太一"神,自武帝初年,太一逐渐进入国家祭祀体系。元鼎五年武帝在甘泉宫修建泰畤,专祀太一,太一祭祀从此成为西汉最高国家祭祀。甘泉泰畤的设立,不仅为西汉王朝引入了全新的至上神,也带动了西汉早中期国家祭祀的最大变革。通过对至高祭祀对象与结构的改革,武帝全面变更了秦的旧祭祀格局,建立了汉家法式。     

“五祀”祀行、祀井考

"五祀"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祭祀,但自汉代起"五祀"应祀"行"还是祀"井"就一直争论不休。从考古资料来看,先秦时期的"五祀"祀"行"不祀"井","五祀"祀"井"始自汉代。汉代"五祀"的变化,是腊、蜡这两种祭祀在秦汉时期的混同造成的,造成这一变化的还有社会思潮、社会环境、语音相近等多种因素。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新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簪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東漢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爲中心

西漢末年郊祀制初創,遍佈全國的祠畤祭祀被罷廢,國家祭祀格局在空間上劇烈收縮,作爲國家祭祀重要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隨之發生變革。本文關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東漢國家山川祭祀,將之分爲"嶽瀆之祭"與"郡國山川祭祀"兩類,以石刻史料爲中心,探討東漢山川祭祀的儀制、性質與分層。在東漢,國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嶽四瀆外的絶大部分山川祭祀都進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時,國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個山川祭祀體系中,國家祭祀退向邊緣,地方色彩漸趨濃厚。山川祭祀隨整個國家祭祀格局的變遷,擺脱了先秦遺風,進入了全新的時代。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析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祭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红门游览线

岱庙 游泰山一般先游岱庙.岱庙是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岱庙保存了大量历代帝王祭祀泰山神的祭器、贡品、工艺品,大量的泰山典籍和道经,还有184块历代碑刻和48块汉代画像石.岱庙创建于汉代,至唐时已殿阁辉煌.在宋真宗大举封禅时,又大加拓建.岱庙总面积96000平方米,其建筑风格采用帝王宫城的式样,周环1500余米,庙内各类古建筑有150余间.     

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

礼县鸾亭山山顶的祭祀遗址应是历史上“西畤”的一部分。祭祀的玉器有“礼神用玉”,也有用来燔燎的“降神用玉”。出土的多组玉器反映了对天上群神的两次大的合祭活动;每次既有对昊天上帝(白帝)的主祭,也有对日、月、星、辰的从祀。玉器风格与鸾亭山所出相似的西安北郊联志村遗址和芦家口村遗址,应分别是西汉长安城东南郊的“泰一坛”和未央宫内祭天的地点。三处的玉人乃象征祭天人牲的“偶人”。鸾亭山遗址的祭祀用“偶人”、犬祭以及用牲种类数量的庞杂,都是沿袭了历史上秦文化的传统。该遗址遭废弃,是西汉晚期经学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

岳镇海渎祭祀是在元代极为兴盛的国家祭祀。元代岳镇海渎祭祀有代祀、常祀、因事专祀三种形式,本文围绕祭祀活动的举行,集中考证了祭祀地点与路线、发令者、使臣等方面的问题,考察了岳镇海渎祭祀在元中后期的变化与产生的问题。蒙元王朝实行岳镇海渎祭祀,有宗教信仰上的渊源,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后者显示出元朝内蒙外汉、以汉法治汉地的统治策略。道教对元初的岳镇海渎祭祀起了推动作用,到元中后期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岳镇海渎的道教色彩并未消退。     

虔敬朕祀——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

秦人祭祀始于襄公,文公徙都汧渭之会后又作鄜畤等祭祀设施,随着都城迁移在雍城周边形成了以雍四畤为中心的祭祀文化体系,包括上帝、先祖、山川、社稷及伏腊等五大类祭祀,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相关祭祀不仅见于古代文献,并多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秦国都城迁徙到栎阳、咸阳后,雍地的祭祀中心地位一直未动摇。秦始皇统一六国,雍地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相关礼仪经整合、增益而推行于全国。西汉王朝建立后,不仅继承秦代的政治制度,也沿袭秦的祭祀礼仪并略有增益,进一步形成了以郊雍为特色的西汉国家祭祀礼仪。     

清代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学宫乡贤祠事件探析

正明清时期,学宫之内一般都设有乡贤祠,所祀人物为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的地方先贤,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所谓父祖享祀乡贤祠,乃光宗耀祖,门楣有幸。但由于地方政府和民间家族的力量运作其中,清代一些地方乡贤祠出现"祀非其人",遭致乡绅抗议的情况。如清嘉庆年间,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后     

商代周祭制度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作用

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后期年代学”课题中有一个专题是“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该专题要求通过对商代晚期黄组卜辞和晚商青铜器铭文中记有年祀的周祭材料的研究,来推定晚商几王的在位年数。 什么是周祭？周祭是盛行于商代晚期的一种很有规律性、很有系统性的祭祀。这种祭祀由翌、祭、 、 、彡五种祀典组成,商王及王宝贵族用这五种祀典对上甲至康丁的３１位先王和示壬之配妣庚至康丁之配妣辛的２０位先妣共５１位祖先,按着世系的先后顺序轮番和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这种祭祀是一个王世接着一个王世连绵不断地举行下去的,学者…     

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

本文主要考证了西安碑林清初《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还原了雍正年间咸宁人孙能宽与众修碑经过,考证了碑文所述事件史实。崇祀即从祀,是文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文庙从祀位次经历了频繁变革,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导致文庙祭祀混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示正统地位,对文庙祭祀制度进行了大量变革,其中从祀便是首要对象。《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则如实记载了康雍年间文庙从祀位次的变化情况,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清初文庙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汉阳陵两方明代御制祝文碑略谈

汉景帝阳陵帝陵封土南面现存两方分别树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和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皇帝派遣大臣.祀汉景帝后所立载有御制祝文的碑刻。通过对碑刻内容和相关人物的考证,结合明代对古帝王的祭祀制度,分析西汉王朝和文景之治特别是汉景帝在明代帝王心中的形象与地位,以此折射出明代对待古帝王的态度和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同时对这两方碑刻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探讨。     

禹治水与夏代社祭祀

本文对禹被祀于社和夏社进行了考察,认为禹被祀于社是因为其治水有功,是土地祭祀与祖先祭祀结合的产物;夏代社祀已经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已经基本具备了后代社祀的基本功能。     

社稷与山西初探

社稷,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祀的土神与谷神,是上古时代国家的象征与代称。相传上古共工氏之子句龙为后土,烈山氏之子柱为稷。自夏以前尊后土为祀。商汤灭夏后以弃（周之始祖）代柱而祀。故《白虎通·社稷》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     

清代国家祭礼等次制度研究

清代国家祭礼分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其礼仪要素具有普遍性,但也有较大的等次差别。群祀与大祀、中祀存在巨大的礼仪鸿沟,大祀与中祀之间也有礼仪等次差异,同一坛庙不同祭祀和不同神位之间礼仪等次差别明显。清代国家祭礼的等次差异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理清清代国家祭礼礼仪要素共性基础上的等次差别,既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国家祭礼,也有利于透彻地了解特定的坛庙祭祀。     

评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

雷闻先生此书（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讨论隋唐国家祭祀。祭祀向来被认为是儒家五礼（吉凶军宾嘉）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评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

<正>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建震研究员的《先秦社祀研究》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宗教祭祀在上古社会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其中     

安生慰死: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1927年至1932年间,提出了初步的忠烈祭祀制度规划,祠祀烈士以辛亥、北伐烈士为主。1933年至1937年间,制度建设继续推进,规划扩大,提出"各县设立忠烈祠",祠祀烈士新增抗日、"剿共"等"烈士"类型,然制度的实践有限,未形成所设想的全国性建设热潮。1938年至1945年间,建立起一整套从营造、入祀、公祭、日常管理到调查统计的规制,"普设忠烈祠"的目标也在国统区内较大程度上实现,形成一种涵盖了国民政府所认可的辛亥以来所有烈士,但以抗日烈士为主的祠祀情形,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得以真正建立并强化。由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前期忠烈祭祀的混乱局面,并借鉴了清代忠烈祭祀的统一形式。由于祠祀烈士"层层累积"的特征,涵盖所有烈士的忠烈祠具有集成性质,虽最终以抗日烈士为主,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抗日烈士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