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总甲设置考述

总甲广泛设置于明代社会组织之中,为明代社会的重要职役之一。治安体系、军事建制、徭役组织以及商税机构等都设有总甲。组织形式主要为总小甲制。不同组织的总甲设置颇有变异;总甲与火甲、保甲、里甲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总甲设置的基本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治安。明中叶以后总甲的衰落与保甲的兴起相嬗替。     

论明代南京城

明代南京城,城垣走向根据防御需要和地理形势而定,城门的设立以方便出入和商业往来为目的,并由市区、宫城区、沿江军事区三大区域组成。     

论明代学田

学田制度是我国乃至世界教育财政史上的一大创举。学田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封建时代办学经费的困难,扩大了社会教育面。同时更有利于封建国家运用经济手段,从化教育上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本以明代学田为典型个案,就其兴起、分类、数量及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明代居间信用

明代的牙行居间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具有交易代理性质的商业信用运营活动。居问信用规则对居间行为人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居间信用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商人的成功经营,居间信用的缺失对委托者的经济利益构成侵害。居间信用主要以财产保证和人情关系为基础,制度化的保障没有形成。     

论河北明代长城

<正> 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雄伟建筑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都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凝结着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秦、汉、北魏、北齐、隋、金一直到明,都修过长城,各朝所修长城总长度加在一起,大约在十万里以上,真可谓万里长城十万里了(《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1页)。这样大的工程实体,在世界建筑工程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论明代的京营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文革期间,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在社会经济、农民起义、人物、思想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制度史的研讨一直是很薄弱的,文革结束以来的近十余年,尤其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各方面拨乱反正,学术界思想空前活跃,大家一致确认历史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各种领域都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发掘的宝贵东西。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现在已有秦汉、魏晋南北朝、清和宋代的某些领域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但从已经发表的论著看,明代制度史研究的沉闷状况似乎还没有打破。因此,个人拟从明代兵制研究开始着重探讨一下明代制度史方面的各种问题。在研究明代兵制的步骤上拟采用先易后难的原则,而京营则是当时兵制方面的一个材料集中和较为容易探悉的课题,因此,先定京营作为第一个研究项目。     

论明代玉圭制度

<正>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明代墓葬的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帝陵以及藩王墓大部分未经盗掘,随葬物品丰富,基本保持原来的葬式,这是研究明代礼仪制度十分珍贵的资料。朱元璋驱逐元蒙,建国后参照周礼,全面地恢复了中原舆服制度,对中华文化的保     

明代官籍补论

通过对官籍进士与家庭情况类似的非官籍进士的比较,可以看出明代的官籍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官籍填报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也就是说,没有官籍资格者固然不能填报,但具有官籍资格者却未必填报,所以才会出现父报官籍子报民籍,兄报官籍弟报民籍,父为军官子报军、旗、民籍等复杂情况。其二,官籍填报具有一定程度的延展性。也就是说,官籍并非仅限于家族内获此资格的某个特定支系,其他支系如果需要,也可以和这个支系搭上关系而共享官籍。如此看来,官籍只是一种内涵与外延都不太清晰的聚合性身份称谓,并非一个特定的户籍类别。     

明代服饰探论

关于明代的服饰制度,明初官修《大明集礼》和《诸司职掌》、明后期官修《大明会典》和王圻《三才图会》、清代官修《明史》中都有详细记载,《明实录》中更有明代各朝有关服饰的规定。近年来,又相继出版了三部中国服饰通史专著,其中关于明代服饰都有叙述,并根据明代礼书和历史文物绘制各种服饰图样,对明代服饰制度的解说似已完备。但是,明代统治者何以重视服饰制度?明代服饰有哪些特点?它的演变同明     

明代净军考论

明朝将因违反律例罚处充军服役的阉宦称为净军。净军出现于洪武年间,最初由犯罪宦官充军而来。正统以后,因私阉之风兴起,为遏制民间自宫恶习,明廷参照阉宦犯禁律令,将大量自宫者发配充军,使净军群体迅速扩大。净军主要被发往上林苑南海子、南京孝陵及边地卫所应役,并由宦官机构负责管辖,其或耕种,或戍守,晚明时更有充任禁军者。由于身份特殊,净军在经济上较一般杂役户略享优待,个别者还有投机进取之门路,不过大多数仍是过着备受盘剥的生活。由于明廷对净军缺乏明确的制度性安排,使得这一群体游移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最终成为宫廷政争的工具,其在宦官政治中的影响不容忽视。     

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明初,屡次发布诏令,严禁沿海军民出海贸易。海外贸易完全由明政府控制,洪武十六年,始给朝贡诸国“勘合号簿”,永乐二年,又发置缴外土官“信符金牌”等,这两种凭证都是作为贸易时的依据。这种把商业关系纳入朝贡形式之中的朝贡贸易,无疑对宋元以来私人繁荣的海外贸易是一次严重的破坏与逆转,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种新形式。     

论明代言官的权责

中国封建社会设置言官的历史甚为悠久。与历代言官相比,明代言官的权限和政治地位确是很高。他们职在监察机构之中,位卑俸微,却权倾极品。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非常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与言官的使用,先后设置了都察院和六科这两个以台谏称著的互相渗透,又互不统属的监察机关,发展了宋以来的台谏合一的趋势。给事中、御史既身为风宪官,职为“绳愆纠缪”,因此,身为言官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清修卓绝,廉清方正,否则就会使制度上的言官的职能成为具文。因此,明代前期几乎     

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兼论明代士人之经济人格

“本业治生”是指土人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途径。中国传统社会“重官不重”的社会分配格局、传统“安贫乐道”理念以及明代社会变迁的种种消极影响,使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基本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不过,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化商品化趋势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亦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晚明士人经济人格的萌动。     

论明代的建言民情会议

明初鼓励天下军民上言四方利弊,上言者的身份和言事内容几无限制。洪武时期,明廷即为议处四方建言创设了一项会议制度。这类会议由礼部主持,参议者至正统末年固定为九卿堂上官和六科掌印官。会议举行的频率,正统时期规定每月一次,成弘时期基本是一年两次。简单事项,会议时直接作出决定;需查议者,会后由各该管部门详议复奏。明代前中期言路顺畅,与这种专门会议有直接关系。只是到了嘉靖中期,国家多故,这类会议渐趋弛废。建言民情会议因其周期和参议者稳定,与明代多数因事召集的会议很不相同,不可不察而将文献中专门针对此类会议的记载视为明代的一般会议。建言民情会议是明代会议制度化程度之高的一个表现,也不失为古代国家治理史上一项有益的创举。     

新疆塔城地区博物馆藏明代锁子甲的保护修复

锁子甲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一种铠甲,特点是一环连四环,五环相衔甚密,一环受击,诸环拱护,主要用来防备箭镞等利器。锁子甲依据人体形状制成连缀如衣的铠甲形制,是名副其实的“铁布衫”。锁子甲重量较轻,将士穿上后活动自如,还具有折叠后体积较小的特点。锁子甲锁环环环相扣,不但可制成上衣,还可制成裤子,甚至可以给马制成相应形制的锁子甲衣,使锁子甲的优势在骑兵兵种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海南明代高官的墓地

明朝是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由鼎盛向着衰落的转化时期,生活在海南岛上的人们也经过了近千年的文化积淀,迎来了人才辈出的崭新时代,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这277年的时间内,海南岛上出生的举人达594人,占海南历朝历代中举人772人中的76.9%以上;在海南出生的     

论明代福建方志理论要点

时至明代,随着修志的迅速普及,福建修志骤然增多。与此同时,参与方志理论研究的学者也迅速增多。如果说宋元时代福建方志理论研究成果还比较肤浅和零碎,那么明代福建方志理论研究成果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其中方志编纂理论有长足发展。代表人物有黄仲昭、范嵩。     

论明代密疏的处理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书。密疏的处理,是指密疏送进内廷到密疏在御前批出并发抄的过程。在密疏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密疏的处理是密疏上呈目的的实现阶段,也是密疏运作过程的最后部分。与皇帝对普通题、奏本的批答相比,它有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而不需内阁票拟、亦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以及批答及时等特点。明代皇帝对密疏的处理,在明代经历了一个程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明代琉璃陶烧造初论

古代的琉璃陶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品种,而明代的琉璃陶更是记录当时皇家建筑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当时一个烧造较多、风格独特的重要陶器品种。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发现了大量明代琉璃陶文物和资料。本研究以明代琉璃陶烧造为主要内容,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两个角度,对明代宫廷和藩王使用建筑用琉璃陶及陪葬使用琉璃陶俑、民间使用琉璃陶人像以及琉璃陶相关器物进行综合性叙述和梳理,也对明代琉璃陶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论质疑

王敏铨先生“明代军户地位低下”的观点自提出以来,为很多学者所接受,被广泛引用。本文从七个方面对其《明代的军户》一文中的论点、论据做了重新推敲,提出对军户地位问题必须分时段、分类型的做综合全面的考察,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