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上市公司"资金占用"问题

上市公司“资金占用”问题,既反映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也反映了现行法律制度对此的规范和约束存在缺陷.本文针对控股股东利用合同形式和滥用控制权直接侵占资源的问题,对“资金占用”行为进行了分类定性,提出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     

明清"滥设官吏"罪

"滥设官吏"罪是明代确立的罪名,清朝因之."滥设"是与"额设"相对的,"额设"是制度上允许的额定员额,由朝廷人事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是职官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滥设"则是制度上不允许的,是所谓定编之外的官吏,不经朝廷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则属于犯罪.理清"额设"与"滥设"的关系,分析各种各样"滥设官吏"罪的案情及千变万化的情节,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笔谈"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编者按:2009年1月11日,由本刊编辑部与海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就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者从不同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评析,同时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这些意见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当有启发意义.因此,特邀请参加会议的部分学者笔谈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赵国易阳南界"石刻的年代及价值

本文研究了新近发现的河北武安"赵国易阳南界"石刻的年代,指出石刻属于两汉时期赵国的遗迹,年代范围可以进一步推定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同时研究了两汉南北朝时期易阳县政区沿革和疆域范围的变化,强调了石刻所具有的新资料价值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再解读

本文对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神格及其原生形态问题,进行了再次讨论,认为它本质上属于鸮纹透雕玉器,是红山文化先民崇鸟礼俗的产物,它所代表的神格是鸟神.     

"葬"和"埋"

本文主要对"葬"释源,并兼谈与"葬"有密切关系的"埋"字,同时附带介绍一些与丧葬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葬"是起源很早的字,很有可能在商周时代产生,"埋"是"薶"的俗字,"埋"的出现理应晚于"薶"字."埋(薶)"起先都是指埋物、埋牲,后来才有埋人之义.本文粗略地说明了"葬""埋"的起源、意义,同时附带介绍一些与丧葬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杂家"与"杂家类"浅说

"杂家"与"杂家类"属于古代图书分类中子部书的一个类别,今天就很多人看来,二者已浑如一体,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从古代目录学史的角度看待它们,那么"杂家"与"杂家类"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搞清楚"杂家"与"杂家类"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研究和应用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都会有所裨益.     

中原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万邦"时期

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出现之前,是否应有其"过渡"阶段,也就是说是否有一个国家的雏形阶段.本文根据对有关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万邦"即可用以概括这个"过渡"阶段.在古代的"万邦"时期,产生了国家文明形成的诸多要素,具备了由氏族制度解体并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阶段应该被视为国家的雏形.使用中国古代文献早已有的"万邦"一词,比使用"城邦"、"酋邦"等更加切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     

中国发现的"高丽青瓷"研究

本文对中国境内发现的若干"高丽青瓷"的各项基本特征进行排比归纳,对"象嵌"装饰技法的实质进行了研究,并进而初步探讨高丽青瓷及其装饰技法与中国南北方青瓷之间的关系.     

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口发展之比较研究

自西汉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先后出现了十余个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关系密切的大小港口.这些港口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历经兴衰与更迭,至宋元时期,最终形成了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贸易枢纽港.这三大港口不仅是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起迄港,而且在促进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结合市舶制度的建立、造船业的发展、航海线路的拓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状况,对宋元时期这三大港口的发展规模、功能特征、地位作用及其演变历程等进行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揭示三大港口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与内在规律,同时也为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的港口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对"家文化"的影响

家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文化.资源的稀缺是家庭"和"文化产生的根源,而古代赋役制度是家庭"和"文化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通过"田租"、"户调"、"徭役"三个有代表性的古代赋役制度对此进行了阐述.     

"违式"与"定例"——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变化与沿海社会

清代渔船制度的设立,与东南沿海地区自明末到清初急剧的社会动荡直接相关,是清王朝尝试进一步规范和管理沿海地区人群,尤其是渔民活动的体现.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因时因地不无变化,而其制约的时象--沿海渔民也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不断挑战制度规范,形成官府眼中的"违式"行为,直接影响"定例"的践行和修定.本文以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形成过程为例,讨论在特定地域历史背景下,王朝典制与沿海社会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以期对清前期沿海地区的实际社会经济形态有进一步的理解.     

从一份蒙文档案看清代"备指额驸"产生年代

本文对藏于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的一份蒙文档案<理藩院行文>进行了汉译和考订,并据此对清代"备指额驸"制度形成时间进行了分析,认为应该是乾隆二年.     

"便房"新解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和发掘了一些具有"黄肠题凑"的汉代诸侯王、王后墓葬,对其墓葬制度的探讨中,以"便房"的歧见最大,迄今仍然没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在论证时,都不同程度引用了<汉书·霍光传>和<续汉书·礼仪志(下)>的相关记载和注释.可见如何合理、正确解读这两处记载和注释,以及尽可能综合其它有关"便房"的文献进行研究,乃是正确考释"便房"的关键.     

新四军"发展华中"考辨

本文主要对新四军发展华中过程中的重要史实进行考证,同时考证了<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有关文献.本文认为:当时的"华中"是指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苏、皖、鄂、豫地区.新四军成立之初,毛泽东对苏浙皖交界特别是皖南的战略地位十分关注,而对"华中"重视不够.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并且成立了中原局,但由于战略判断失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就"发展华中"采取得力措施.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对"发展华中"影响有限.1939年11月以后,中共中央下决心解决发展华中问题.但项英、陈毅分别主张重点发展皖南及江南,在抽调新四军主力部队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存在严重分歧,毛泽东一度打算以八路军作为发展华中的主力.1940年6月,为了解救江北被围困的新四军,陈毅最终决定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最终得以彻底的贯彻、执行.     

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

清政府实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旨在加快干路建设.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溢权较少.川、粤、湘、鄂四省广大商民掀起保路运动,其因在于清政府以封建专制之法,强行"干路国有"之策.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再思考.在诸子平分家产制度、乡村社区生存伦理和中共早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土改前夕乡村土地的集中程度和租佃率都远远低于中共领导人的估计,因此土地改革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意义可能被高估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重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     

胡适论"持久战"——以胡适1937年9月的两篇演讲为中心

在翻阅民国报刊时,发现胡适一则佚文《中国抗战的前途》,该文是1937年9月26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作的一篇演讲.9月29日,胡适又作了《中国能赢吗?》的英文演讲.胡适的这两篇演讲对"持久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胡适的"持久战"论是全面抗战以来对"持久战"比较早且比较客观的论述,分析有理有据,见解独到深刻,是对当时国内、国际"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有力批判,对争取爱国华侨、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具有重要作用,对胡适研究和中国抗战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合同"语义演变及用法流变考察

"合同"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意为两方面或几方面,出于某种需求而订立的共同遵守的条文.但这个意思并不是"合同"最初的意义,而是在其不断的使用中逐渐产生的."合同"最初表示两个部分会合;由两部分会合引申为两部分相合,相符才可相合,即相同义;两部分相合,外表看上去就成为一部分,进而引申出抽象义:和合齐同;最后才形成共同遵守的条文...     

"绿"与"绿"

中日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文化融合交汇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同形词.在这些同形词中必然存在异义词.本文所讨论的"绿"字,在中日两国语言中同时存在,其基本义相近,引申又有所不同.本文将从"绿"的基本义和引申义的解释和分析出发,试比较"绿"在现代中日两国语言中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