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幢记》若干问题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二

本文依据洛阳景教石幢拓本,制作其《幢记》释文,并就现存残文,对《幢记》撰者、立幢人及其亲族的华化胡裔身份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洛阳景教团的佛教化。同时,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察,作者推论《幢记》所云之洛阳“大秦寺”当始建於唐贞观年间。     

经幢版“三位一体”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三

本文专门讨论新近发现的唐代洛阳景教经幢残体第一棱面的文字,通过对残存文字及其书写体例的考察,根据汉语的表述习惯,参照其他唐代景教文献和佛教文献,推测该棱面仅缺失“大智慧”三字。作者分析棱面的主体文字“清净阿罗诃”,“清净大威力”,“清净大智慧”,认为是洛阳华化景教团对基督教三位一体信条的表述。     

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

2006年5月在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上勒唐景净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简称《宣经》）,乃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其与该经敦煌残本正可互补。本文据经幢拓片与敦煌本对勘,并参考国内已发表的录文简体本,制作了经幢本《宣经》校勘本。本文尚考证《宣经》敦煌本与经幢本的差异,认为唐代存在不同版本的《宣经》,而敦煌本应较经幢本为早。本文还考察了该石幢选刻《宣经》的内外原因,认为石幢并未把《宣经》全文刻完。最后,本文指出该景教经幢的发现,再次确认了20世纪40年代现世的所谓小岛文书B系今人伪造的写本。     

岷江上游的唐代经幢和造像碑

四川汶川县出土的唐代造像碑与经幢,以及佛教石刻造像数件,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以来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

本文根据洛阳隋唐故城建春门外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经幢残件、洛阳龙门东北平原感德乡出土史乔如墓志、安思泰浮图、康法藏祖坟记、安菩萨墓志、阿罗憾墓志及龙门北原出土的阿史那感德墓志的记事,指出唐朝政府在洛阳城外东南方一带专门设立含有怀柔意味的"感德乡",正是出于安置当地人口众多的胡人部落的需要.洛阳景教经幢在当地的出土,恰恰折射出当年这一带的夷教信仰正因胡人丛聚而孔炽一时的历史情态.     

对唐代景教衰落原因的再思考——从概念翻译角度

文章在介绍景教背景基础上描述了其在唐代的历史轨迹,详细列举和分析了学界关于景教衰落原因的各种观点。从景教相关文献中找到的具体内容来看,其翻译确实多有在佛、道教的背景下阐释基督宗教思想的情况。但文章最后也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思考了其如此做的原因。景教衰落的原因不应完全归结为神学思想和概念翻译的问题,传教制度、面临的时代背景和本土文化等因素,都是景教在唐代根基不牢从而衰颓的原因。     

作为意义的历史——广西上林县唐碑研究热之观察

广西上林县所存的两方唐碑不仅是静态的文化遗迹,而且是一种对后世之人的生活深具意义的历史,它们在合宜的时机下可提供特殊的力量。通过研究者的时空动员,唐碑被赋予深刻的现代意义,成为建构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的关键要素。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造像的社会背景研究

巩县石窟是北魏宣武帝时期（483—515年）开凿的皇家石窟,此前的孝文帝时期此地已营建有希玄寺。北齐天保二年（551年）至武平二年（571年）的20年间,是巩县石窟寺民间造像的第一次高峰。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至永隆二年（681年）的21年,是巩县石窟寺民间造像的第二次高峰,该时期僧人和本县官吏积极参加造像,一批稳定的本地平民信众成为持续造像的主力,龙朔二年（662年）《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其造像是平民信众造像的杰出代表。《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追记的北魏孝文帝希玄寺初唐时期已不再运行,香火没有延续下来。净土寺是初唐时期巩县石窟区域内保有香火的佛寺,北宋后期成为皇家寺院,与希玄寺没有直接传承关系。     

一部学习历史研究方法的好教材——评陈智超编著《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

2008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陈智超编著《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以下简称《创作历程》)一书。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特作评介。     

唐代“以胖为美”之审美观的考古学观察——以唐代纪年墓所见女性形象为中心

"以胖为美""尚胖"历来被视为唐代的审美风尚,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唐人审美观的总体认识,此认识虽无大错却有失偏颇。本文在对具有代表性的唐代纪年墓出土的女俑及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体态特征分类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唐一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及其流变历程。同时,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唐人审美的标准做了进一步分析,以期达到纠正对"以胖为美"片面认识和误读的目的。     

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与调查——兼考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来源

金毓黻是20世纪中国东北史学、东北文献学研究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曾对高句丽好太王碑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与调查。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收录于《静晤室日记》《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东北通史》等著述之中。为了深入研究好太王碑,金毓黻曾亲赴辑安实地考察好太王碑。《静晤室日记》和《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为金毓黻转录于《东北》杂志1924年第2期中佚名的好太王碑释文。《奉天通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是金毓黻以《东北》杂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为基础并参照当时所见好太王碑拓本而作出的释文。     

见微知著——洛阳西汉阴纹画像空心砖模印技术的痕迹研究

洛阳西汉阴纹画像空心砖上的画像是用木质模具印制而成。本文通过观察存在于画像砖上的印模边框痕迹和画像上的重影、线条断开及错位等细节,对西汉洛阳地区阳纹印模的形制和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加以探讨,对长方形和三角形砖龙的画像上多处线条断开及错位现象进行比对,推断出两种砖上龙的图像分别是用同一副印模印制的。该印模由大小、形状不同的四块印模组成,印制龙画像时是按照龙首→龙身→龙尾的顺序分段模印的。     

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

<正> 一 史念海师早已指出,地处交通枢纽是长安城发展的主要地理条件之一。在基本相同的地理条件下,相继兴起了丰镐、咸阳和长安。长安附近交通结构已另文论述,但并非每一交通路线对城址确立都具有等同作用。有的道路受自然条件限制很小,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可称之为随机性     

东晋士族与兵权——侧重于侨四姓士族掌兵权之研究

士族是东晋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统治阶层 ,兵权是国家权力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晋的国家武装可分为中央禁军、都督区两类。本文对士族 (以侨四姓为主 )担任军职和统兵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归纳出 :一、士族掌兵权呈主体差异性、家族世袭性 ;二、由于兵力分布上的地域差异 ,东晋一度 (前、中期 )呈内轻外重之兵势格局。     

玄奘、窺基二塔銘的建立與文本流傳——兼論開成間長安僧團之面貌

玄奘、窺基是唐代聲名煊赫、創宗立説的高僧,開成年間追立的塔銘揭示了他們少爲人知的身後遺事。本文以前人利用較少的玄奘、窺基二塔銘爲基礎史料,復盤長安僧衆建立塔銘的艱難過程;藉《窺基塔銘》末尾銜名,解析開成年間以安國寺爲首、活躍於長安的僧團情貌;關於《窺基塔銘》何以在圓仁《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録》中留下史迹,本文亦將給出文本流傳路徑的相關推想。     

出土文书与传世史籍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介评

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城史研究》是利用中国吐鲁番、库车、敦煌与塔吉克斯坦出土的汉文文书,并结合中原传世史籍对西城史事的记录,研究唐代前期西域历史的论文结集,是一部出土文书与传世史籍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本文在介绍刘著的基础上作了相关评论.     

"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

本文从学界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藩属”的含义和使用,“宗藩”的含义和使用等三个方面,对古今“藩属”、“宗藩”二词的用法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藩属”一词形成于明清时期,是用于指称清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称为“藩臣”、“外臣”与“属国”。“宗藩”一词则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是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或宗族成员分封于地方者。现代学者用“宗藩”一词指称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明清和邻国关系的做法并不科学,其“宗藩”的含义和用法不仅与古人对该词的用法明显不同,而且容易形成更多的误解,故而应该改用“藩属”才准确。     

关中地区唐代壁画墓的保护与研究——以蒲城唐高力士墓为例

据初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已发现唐代壁画墓约90座[1]。当前对于唐代墓室壁画的保护,采取就地保护和揭取保护两种方法。揭取壁画后的陵墓,多简单处理后对外开放。受财力和保护手段的制约,墓葬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坏,例如墓道侧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