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清政府指定的专营对外贸易的一个垄断机构,它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洋行制度,在其存在年间完全充当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门户,担负着清政府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责任,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问题

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相对滞后,不能为国家的对外贸易管理提供有效信息。在此背景下,如何克服薄弱的统计体系、建立相对完善的适合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就成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文章简述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分析了世界上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的现状,指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刍论“广州十三行”到“岭南十三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各国的对外贸易职能,通过十三行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1],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亦称＂广州制度＂。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1976～1978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中国政府在完善原有对外贸易机构的同时,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派出国小组国外调研、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等方式,为发展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由此,1976～1978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并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为后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太平天国时期生丝大量出口说明了什么

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的生丝出口,由于海关管理的混乱,没有留下精确的统计资料。到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比较系统的统计只有三种:一是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根据各种资料编制的截止1860年中国出口茶丝数量表(马士著,张汇文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413页,附表乙);二是班恩德所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提供的1859年以后的茶丝出口数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     

日本利用商人“捞”情报

370多年前,日本实行的是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1635年,仅把长崎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而且规定只有三个国家的船只可以进入,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很多清朝商人在长崎登岸跟日本人做生意,但是日本对清朝商人有硬性规定：原则上每年来日本的清朝船只不能超过70艘。据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1648年至1688年,40年共接纳清朝商船1736艘。     

基于知识产权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对外贸易发展空间格局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与对外贸易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知识产权既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知识产权保护更是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知识产权含量亟待提高,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均有体现,区域性不均衡特点也十分明显。要转变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模式,就要结合各区域对外贸易的特点,强化知识产权战略的指导作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战略性创造、运用和保护,推动区域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贸易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改革开放使中国及时赶上经济全球化的高潮,对外贸易则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本文在概述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表现出对外贸易额迅猛扩张、外贸结构不断优化、不断深化的外贸体制改革以及波动之中的贸易条件等特征。展示了中国对外贸易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格局,无论国内对外贸易的分布还是主要贸易伙伴的构成都体现出这一特点,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并分析了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经贸发展的影响。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