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的学术批评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目录学著作,而且具有丰富的学术批评思想。其中,史部地理类提要从体例规范、内容取材、文字表述、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学术宗旨等多方面对历史地理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学术批评主张。主要包括:要求地理著作具有完善规范的编纂体例、具备丰富精当的内容取材、追求文简事核的撰述风格、恪守考据征实的学术信念、重视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强调有裨实用的学术宗旨等。这些主张是四库馆臣评价历代地理著作的主要学术标尺,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历史地理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金毓黻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金毓黻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近代史学名家,一生建树颇多,在辽金史研究上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先生早年在"爱乡邦、御外侮"思想指导下涉足辽金史研究,首开宋、辽、金三史兼治之先河。他擅长史料考证,在辽金史研究中博考典籍、严密求证、广搜材料,体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求真的治学态度。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料的整理、考订以及对一些相关社会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填补了不少史学空白,更为后来研究者打下了基础。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群体治史风格述论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在中外史学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它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办,至1948年底迁往台湾。于此20年间,史语所汇聚了众多精于考证的一流学者,俨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史语所学人治史虽各善其长,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社群,又彰显出共有的风格,即重视发掘新史料以揭示被淹没的史实、在学术实践中蕴涵着"以小见大"的治史旨趣和求通而不锢于断的治史视野。考察史语所学术群体的治学特色,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史语所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裨益于重新认识新旧学问在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整个新历史考证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求真原则

中国传统史编纂坚持求真的原则,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科学的方法,广泛地搜集史料,精审地考证和选择史料,保证史料的客观性;秉笔直书,评价公允,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客观地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出先进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的科学内容,为人们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达到了史学经世致用的目的。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缪凤林初期治学对西方诸多史家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状态:史学"求真"中有美国伍德布里奇、伯恩斯,英国牛津学派鲍威尔的论述;史学"致用"里有"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主张;史学方法中对史料的审查又有兰克的身影;而史学重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特征又有杜威的源头。但是在这驳杂的史学讨论中,缪氏如梁启超一样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历史为科学、寻求历史发展的律则、重视归纳、演绎等思想多有表露;而随后一改初论,主"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历史要在追求"相关相异"的个性中获得真实。在这种转换中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更多的承接了中国史学中"史职求真"、经世致用的传统特性,取、守之间对其一生治学影响深远。     

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考述

本文是对南宋史书《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进行的综合考述。首先,对撰者刘时举的生平进行了考索与推测。并对这部史书书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显中兴等特点,通过具体比较,揭示其史料价值。从史学史的角度观察,此书叙事往往首尾回应．体类纪事本末,对编年体史书叙事缺陷颇有补足,可见对编年体史书体裁的创造性拓展。而以史评入书的方式,则反映出南宋史学着作对司马光《资治通监》“臣光曰”以来传统的普遍继承。本文还考察了此书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库全书》本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四库馆臣出於各种目的的改动,以期唤起使用者的注意。     

《冯尔康文集》出版

冯尔康教授,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本科、研究生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后一直任教南开大学,荣退后被授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冯尔康教授是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冯尔康教授治史60年,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史、清史、宗族史、社会结构史、史料学,自1985年至今,出版著作60余部。《冯尔康文集》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持、冯尔康教授亲自选编,共10卷,460万字,收入文章403篇,主要包括学术论文、史学札记、文化随笔、序跋书评、回忆文章等,不包括学术专著,有些文章系首次面世,是冯尔康教授史学建树的一次汇集性梳理和总结。冯尔康教授秉承求真求新的史学观,史料基础深厚,治学严谨,涉及史学领域之广,立论之扎实,成果之丰硕,享誉海内外史学界,树立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志在避祸”?——钱大昕《史通》解读析论

钱大昕曾对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加以推测,将其解读为避祸保身。这一推测其实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虽然新颖,但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而是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寄托了钱大昕试图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钱大昕之所以别出新解,发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其实是为私家史学代言、暗中与官方史学展开竞争的表现。     

《四库总目·黄御史集》提要辨正

四库馆臣对《黄御史集》的卷数著录、成书过程、编者、刊刻历史等问题的陈述多有舛误,研究者需细加辨析。     

四库馆臣眼中的明代方志

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对明代方志给予了肯定和嘉许。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四库馆臣肯定这些方志的原因。     

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

历史学本系求真之学,但当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民国年间,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两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所涉之风波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两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其实质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理性,似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两途获得了统一,实现了两全,然此两全伴随着两难,内里深刻的矛盾纠结仍始终存在。     

四库馆臣眼中的明代方志

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对明代方志给予了肯定和嘉许。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四库馆臣肯定这些方志的原因。     

邹炳泰与《四库全书》纂修

邹炳泰是乾嘉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在朝期间出任过多种要职,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考其仕宦经历,邹氏崭露头角始于入四库全书馆充任纂修官。在清高宗下诏开四库馆之后,他即以庶吉士身份参与辑校《永乐大典》之事,不久正式任纂修官,又任复校官,期间尽心尽力,颇著劳绩。而通过梳理邹炳泰《午风堂集》《午风堂丛谈》及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其在四库馆任职期间与其他馆臣的交游状况,他们不仅作为同事在馆内修书,闲暇时亦经常一同出游、宴集、诗文唱和,这为了解馆臣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诸多信息,并对认识当时的学术风气也具有一定的观照意义。作为四库馆臣,邹炳泰认真负责地辑校了一批重要书籍,为保存传统文献作出了贡献,同时,参与四库馆工作的经历也对邹炳泰的仕途、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札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求真抑或求用?——傅斯年与雷海宗史学功用论之比较研究

傅斯年和雷海宗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史学家。傅氏是史料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史宗旨是求真;雷氏是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治史强调经世济国,主张求用。二人持着完全相反的史学功用论。考察二者史学功用论之间存在的差异,对探讨两者的史学思想、史学求真与求用之间的关系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有典范意义的,所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