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史观与多样化的通史书写

正历史观念的多元化与通史书写的多样性,是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突出特点。民国时期编撰出版了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既缘于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及由此导致的通史认知的多样性,亦缘于通史书写体例的差异性。因历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出通史认知的多样性,因中国通史认知多样性而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一、历史观的多元化与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

民国时期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有一个从模仿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分期体系,向断代体系逐步演变的过程,最通行的断代方法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六段。在前一种讲授体系下,由于分期标准难以确定,造成时期划分极端混乱,中西历史对照讲授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由于受西方中心史观的影响,还出现了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端。因此,这种讲授体系逐渐被各大学所抛弃,而代之以后者。后一种讲授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分段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结果。其问题主要在于各段历史在实际讲授过程当中,常常不能衔接,造成通史事实上不通。与通史讲授体系的演变相呼应,通史教科书的编撰,也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模仿西洋史分期,到依据本国历史发展特点构建本国通史著作体系的演变。这是中国史研究逐渐深入的一个表现。     

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重读《简明中国通史》

《简明中国通史》结集了吕振羽同志的主要成就,是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部著作命笔于1940年秋,至1941年2月完成上册,旋因作者转赴苏北根据地而中辍写作。1948年,吕振羽同志在解放战争烽火中继续写作,由江明同志协助完成了此书下册。建国后,屡修订,至1959年最后一次修订再版。《通史》的写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印刷近六十万册,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影响至为深远。 《通史》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中国通史,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的问世,不仅构筑成吕振羽同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更为重要的是它沾溉了无数后学,使之受益非浅。直至今日,吕振羽同志在《通史》一书中所体现的治史精神、优良传统,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这里仅从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体会。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以20世纪上半叶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

"通史家风"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上半叶,许多史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撰写出一批中国通史著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以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在中国通史编纂上成就显著。所谓"批判继承"是指他们既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批判中国传统通史的编纂理论、编纂内容和通史理论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又对其积极合理成分加以继承发展。     

《新编中国通史》民国分册评介

在以往的中国通史著作中,中华民国史作为继清王朝之后1912～1949年的断代历史一直未能列入论述范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李良玉教授所著《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分册最近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编中国通史》全四册,由邱树森,陈振江主编).这是为适应高等院校历史教学和加强近代史教育的需要而编写的,它首次将“民国”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纳入了通史的范围.该书对民国三十多年间各个不同时期中国历史的进程作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吸取了近几年来研究的新成果,堪称是一部具有特色的开拓性著作,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部新型的地域通史--读余太山主编之《西域通史》

1996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余大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凡71万字。我粗读此书之后,深感此书选题得当,材料丰富,结构新颖,考证精审,论述透彻,新意迭出,堪称佳作,因而乐书读后感以求教于同好。放眼中国史学界,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国通史屡有出现;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中国通史,又有不同单位不同层次的多种面貌;此外,还不乏各种断代史、专门史及人物传记等,却缺以中国范围内某一地区为中心的通史著作。然而要真正写好一部中国通史,应当以对全中国各个地区的通史研究为基础。只有深人了解了部分及其个性特征,才能更好地认识…     

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革命战争年代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1949年建国后,他集众之力修订、撰写中国通史,进一步完善了其通史叙事。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撰著通史,仍能为我们今天的通史编纂提供借鉴。     

历史是人的行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读后

历史是人的行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读后刘统白寿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陆续与读者见面了。这部气势宏大的著作是在白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汇集了国内一大批史学专家,经历十几个寒暑的辛勤工作的结晶。与前人编纂的通史不同的是,白先生在...     

金毓黻论通史编纂

金毓黻指出,现代通史应概括地叙述历史发展进程,贵在脉络贯通而简要有序,通古今之变为其必具之要义。因而,在历史分期上不能机械地模仿西史,在撰述方法上应以鸟瞰式为主、虫蛀式为辅。此外,还需恰当地处理与专史的关系,通史应以求通为目标,具体详尽的记述则由专史承担,二者各司其职。金毓黻认为,周谷城《中国通史》以鸟瞰式方法观察中国历史,最得通史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所创之通史体例以简驭繁,近乎现代通史之要求,而梁启超试图合通史、专史于一体,这是其通史撰述难以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金毓黻有关通史编纂的认识,既是对20世纪前期史家通史撰述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其理想中通史的期待与规范。     

论通史

在中国 ,“通史”是一个常用且易解的词。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史、世界史的书常题名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而英国人写关于世界史或英国史的书就叫“世界史”或“英国史” ,其中并无一个“通”字。西方语言里有好几个看来与“通史”相近的词 ,但其真实含义并非“通史”。西方的普世史传统来自古希腊 ,据柯林武德分析 ,这种传统与“实质主义”思想有关。中国的通史传统来自先秦诸子的富有历史倾向的思想 ,这种思想恰好是反实质主义的。中国的“通史”精神就在于通古今之变     

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对中国通史的编纂和设想

梁启超研究中国历史,极为重视会通的观点,重视通史的写作。他认为通史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以便于鉴往知来。梁启超治史一生,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要写一部适合国民需要的中国通史。为此,不论是在中国通史的写作和设想上,或     

用全球史观审视1500年以后的世界──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是一部在国际历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世界通史著作。本文从中外传统的世界通史编纂的局限性入手,以全球史观为出发点,从该书的编纂体例、结构、研究方法、主要观点等方面进行了评述,指出了用全球史现编撰世界通史所独具的特色,同时也扼要阐述了该书固有的局限性。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显示出史坛的勃勃生机     

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

清末民初桐城派学人在史学领域颇有作为和影响,尤其是中国史编撰方面。他们或编纂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或以史学家敏锐的意识记载亲身经历的民国史,或参修政府组织的官方正史。他们的中国史编撰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宣扬进化之史观,撰写历代兴衰之内容,注重史料之搜集和征引,追求真实之历史,书写雅洁之语言。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新旧杂糅,既能因时而变,又能坚守着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真实地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学术谱系之中,不应被忽视和遗漏。     

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历经20个春秋的研究与撰述,于1999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这项史学工程包含12卷、22册、1200万字,参与撰述的作者约500人。《中国通史》是新中国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历代优良传统而编撰出来的一部世纪性的巨著。在人类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之际,它的出版,格外受到史学界和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1999年4月26日,江泽民同志致信白寿彝教授,对《中国通史》的全部出版表示衷心祝贺,称赞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并号召“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江泽民同志…     

“失败者历史”:一种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主题取向

<正>一、史学研究中的种种变化人们常常说,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放眼中外历史著作,许多当属于这种类型。中国二十四史几乎可称得上是帝王将相的功业史。梁任公说,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帝王之家谱,可谓一针见血。历史著作的撰写者要依据维护王朝秩序这一尺度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     

学习中国历史——史前时期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们赞著中国史纲第一册,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史前一段时期时差不多都要参考的。我们从这些著作中,确能得到很多的启发,解决不少的问题。可是另一面由于他闪间意见的不一致,因而也给我们带来了若干疑难。现在举例来说吧:中国通史简编把夏代看做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录社会转变的开始,而(?)著和翦著都说他是原始社会。中国通史简编说殷族是夏族长时期在东方的一支,其代表东方黑陶文化的则是太(?)比及其后(?)夷族;而(?)著和翦著却异     

继承·探索·创新——读《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继承·探索·创新———读《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林甘泉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共１２卷２２册,现已出版７卷１２册。这部通史以其规模之宏大和在体裁上力图创新,从编撰工作一开始就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现在人们终于能够陆续看到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评介

靳德行教授主编,秦英君副教授等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是一部很有价值和特色的著作,又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通史规模,纵横井然,为《国史》的第一个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是中国通史的最新部分,是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史的继续与发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必须用通史体例进行编著。由于“国史”是近年来刚刚新兴的一门学科,在这种情况下要编著一部高水平的共和国通史(开篇)决非易事。然而共和国40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