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

<正>从顾颉刚先生当年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算起，他的疑古学说至今已经流播百年了。七大册《古史辨》和八集六十二巨册的《顾颉刚全集》含括了顾颉刚在古代历史、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古籍整理等多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但是最引人关注、引发争议最激烈、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疑古学说。百年来因顾颉刚疑古学说所生发的各种评价、阐释、研究如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现象级存在。本文仅就笔者一直以来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审思略作陈述，就教于方家。     

"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

一般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两条学术路向分别代表了破坏古史和重建古史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二者在观念上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重建派"学者在研究中也运用了与顾颉刚非常相似的"层累说"观察古史的构成,而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更成为贯穿"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疑古派"在辨伪过程中也发展出来一些与"重建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因其给人留下的"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是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该派在中国古史(春秋以前的历史)研究方面,以大胆的疑辨精神,运用新的“历史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有着整齐序列的诸如“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旧的古     

考辨古史 廓清迷雾——评《古史辨》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早年就以编著《古史辨》而蜚声史学界。《古史辨》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虽然离开现在已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这部书是应该占有相当地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把《古史辨》七卷九册影印出版,并准备续出新编的第八卷,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在第一卷中,顾颉刚先生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顾颉刚的“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中国"新史学"的建立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顾颉刚于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民族不出于一元论"是一个绝佳例证。此说破坏力之大,与"层累说"相类似,堪称"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从现有资料来看,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论点,不仅是从前人如欧阳修、洪迈、崔述、王国维、梁启超的相关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更在于其运用了近代的史学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是故,此论自问世后,不仅得到了"疑古"派的肯定和支持,还对"信古"派、"考古"派以及"释古"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于今来看,这一论点仍可以被视为是运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上古史的基本原则和总纲领之一。     

古史辨派的史学遗产与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建设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是我国20世纪20-40年代古史研究的主要派别,对我国史学尤其是上古史研究影响深远。疑古精神、对进步史观的积极追求与接纳的态度、对古史资料考信而后用之的原则、注重历史与考古研究结合的治史方法,以及建设新古史体系的设想,是古史辨派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新古史体系的建设道路并不平坦,搞好新古史体系建设较为根本的对策就是在总结和继承古史辨派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创新,切实加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沟通与合作。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日本“疑古”思潮与“古史辨运动”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是否受到了日本"疑古"思潮的直接影响,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时至当下尚未盖棺论定。从现有资料来看,"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虽然通过间接方式对日本"疑古"思潮中的一些情况,如《崔东壁遗书》新校印本的出版、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先秦天文历法论战以及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有所了解,但了解并不等于受其直接影响。要之,"古史辨运动"与日本"疑古"思潮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学缘关系。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同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顾颉刚“层累说”的再审视——以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

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史料审订工作"考年代"与"辨真伪"两方面不断招致非议。但通过以顾颉刚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的具体考察,发现新出土文献和史料真伪因素变化对顾氏大禹传说研究的结论虽有所校正,其变动仍在顾氏旧有论证框架之内,也并未撼动"层累说"的根基。顾氏大禹传说研究论证框架的造成,不在于传统的"考年代"和"辨真伪"工作,而在于顾颉刚对古史传说及相关材料性质的独到了解,即"故事的眼光"。再加上顾颉刚有着以假设为中心、以材料为根本指向的治学特点,"层累说"实际上是围绕"传说的转变"搭建起的"开放式"论证框架。在此基础上,他重新定位了不同文献的不同性质,得以更准确地论证大禹传说的转变。     

顾颉刚与李大钊在北大二三事

顾颉刚与李大钊关系的记载很少。应该说顾颉刚辨古史提出的古史观念与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不一样 ,但也有相通的地方 ,如他们都主张要打破“古代世界黄金说”。通过翻检各种著作与资料 ,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有关顾颉刚与李大钊联系的记载。顾颉刚较李大钊年少四岁。 1 91 7年顾颉刚升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 (哲学系 )本科 ,次年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当时因李大钊尚未受聘教授 ,所以顾颉刚没有听过他的课 ,二人应是“广义”的师生关系。1 91 8年 3月 ,二年级的顾颉刚写了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 ,在创刊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     

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古史层累”现象的西方个案探究

顾颉刚创立的“古史层累说”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适用于中国古史研究,也适用于其他地区古代史的研究。本文以“古史层累说”的理论为指导,分析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以及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进而通过这个具体个案的研究,来论证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顾颉刚与《古史辨》

清乾嘉间,崔述积三十年之力写了我国唯一的一部科学的古史《考信录》,幸而有学生替他刻书,书总算保留下来,但很少人知道他。过了一百多年之后才得到一位真正的传人,那就是以编《古史辨》而扬名四海的史学家顾颉刚。顾先生学问渊博,兴趣广泛,除了古史之外,对于歌谣、传说、沿革地理等等都有撰述,这篇小文只谈顾先生的主攻方向辨伪史和他编的《古史辨》。     

吕思勉与《古史辨》

以《古史辨》的编著为机缘,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往关系。吕思勉尽管参加了《古史辨》的编著工作,但在审查古书、考辨古史的观念和方法上,却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见解,透过这些见解,可以看到他与顾颉刚等人古史理论的异同。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徐邦达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从顾颉刚“古史辨派”谈起

徐邦达的学术成就在本质上与顾颉刚的"古史辨派"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史学界在五四反封建思想和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推动下,形成了以顾颉刚、胡适等学者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充分利用西方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秉承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以疑古、辨伪为出发点,甄别出大量的伪书、伪史,动摇了有两千年传统的种种圣贤崇拜,廓清了上古史中杜撰附会的层层迷雾,为历史学科许多分支的辨伪工作打通了学术道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艺术史也面临着甄别古代书画真伪的问题,在此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以徐邦达、启功、傅熹年等先生为代表的"鉴定学派",他们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并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对中国古代书画展开了大量的、系统的、科学的鉴定,还原了古代书画的作者和可靠年代。笔者通过对比大量的文献实例,证实了徐邦达的研究成果较大地影响着近三十年来的艺术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