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唐志斋唐志年号纪年考

河南省新安县千唐志斋文管所藏有唐代墓志千余方,内有不详年号纪年者六(见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千唐志斋藏志》),今考得三方如下。《唐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孙公亡妻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编号 1205),志云:“遂以大唐乙亥岁六月十七日终于东都敦化里之私第,春秋二十四,即以其年七月二十□日归窆于河南县平乐乡,祔于先茔,礼也。”年号纪年不明。志云:“祖母夫人姓李氏,陇西人也。……外祖博陵崔稜,皇朝户部侍郎、凤翔节度使。”考《旧唐书》卷一一九《崔倰传》:“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出为凤翔节     

史学精粹

正李建:《赵汸〈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从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     

建国以来“春秋笔法”研究述评

"春秋笔法"是《春秋》学的重要内容,建国之后,随着新的学术视角的介入,"春秋笔法"研究在继承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春秋》笔法有无、《春秋》义例和文化成因等方面作出了新的探讨,同时越出经学研究视野,在春秋笔法对史学、文学的影响研究,以及跨学科及综合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态势。目前,"春秋笔法"研究在理论构建和关联研究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赵汸《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

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到《春秋》、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虚辞说经、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是其《春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     

《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褒贬书法通过一定的义例蕴含大义,开后世史书褒贬先河.宋代史书褒贬深受<春秋>书法影响.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形式上多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纪年"冠王于正"、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等;另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尊王"、"攘夷"和"正统"等.     

史学精粹

<正>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     

让纪元再现中国元素

我国的传统纪年,源远流长。除大家普遍熟知的干支纪年法之外,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若干种纪年方法,主要有元首名号纪年法、谥号与元首在位期间改元相结合的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国号纪年法、政体纪年法和用传说或历史人物纪年法等等。其中,用谥号、庙号、年号等纪年的方法均首创于中国。据历史学家们研究发现,在汉武帝以前,中国主要采用包括谥号纪年法在内的元首名号纪年法,历时一千四百年以上;其后,我国则主要采用年号纪年法,历时两干多年。由此可知,年号纪年法和谥号纪年法是中国元素含量最高的纪年方法。     

新《春秋》学与中晚唐史学褒贬义例的运用

唐代宗大历年间,新《春秋》学兴起,其积极回应现实需要,在学术文化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中晚唐时期的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效法《春秋》治史、讲究褒贬义例逐渐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纪传体史书受到了褒贬义例的渗透,《春秋》褒贬大义影响了史家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价。     

贵州的建文遗踪

明朝有一件事让人看不明白。 太祖皇帝朱元璋于1368年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1398年闰五月,这个自诩“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明太祖死在病床上,前后在位31年,因此,洪武这个年号也应该只有31年,但在《明实录》中却有许多洪武三十五年的记事。死人还在纪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此一家。     

范祖禹《唐鉴》的编纂及其内容特点——以《唐鉴·太宗》为探讨核心

《唐鉴》是范祖禹史学的代表著作。由《唐鉴.太宗》的内容分析,《唐鉴》在编纂方面,记时不甚精确,记事上亦偶有错误。《唐鉴》记太宗事始于"高祖卷",又将太宗分为上、下两卷论述,上卷褒多于贬;下卷则是贬甚于褒,范祖禹以贞观十四年为太宗卷的分界,认为这是太宗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亦是"贞观之治"的分水岭。此外,范祖禹编纂《唐鉴》,已初具有"纪事本末"体例,而其叙事,多简化、删削《资治通鉴》原文,以及省略人物职官。在内容方面,《唐鉴.太宗》讨论范围广泛,其中涉及最多者即是"为君之道"与"华夷之防",从"太宗卷"的叙事与评论,也可以反映出范祖禹反对变法改革的政治思想。     

中国古代的记年、记月、记日、记时法

"凡史之所记,以表年以系事."时间是记述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古人是如何记年、记月、记日、记时的呢?     

《建康实录》汉魏禅代纪年考伪

据唐人许嵩所撰的《建康实录》,曹丕代汉称魏在建安二十六年(221年),而吴、蜀之事皆随之推后一年;吴用建安年号一直到建安二十八年。这与《三国志》记载不合。陈寿亲历三国时期,所撰《三国志》可信性很强;《三国志》以降的史书记曹丕代汉事亦皆在建安二十五年;文献与长沙走马楼简牍中也没有"建安廿八年"的出现。这表明《建康实录》的汉魏禅代纪年必误无疑。     

《经律异相》引书体例小识

<正>古人引书但记篇名,标记卷数起于何时,学者看法不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余萧客皆认为始于唐人,汪远孙《借闲随笔》则注意到梁皇侃《论语疏》已有此例,如"子谓卫公子荆"条云,"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传也。"~①乔秀岩先生认为,"《十三经》注疏绝无此例,且《春秋》经传,言何公何年足矣,必言卷第则千古未见其例。"并推测皇侃疏的这种体例,"盖出日本学人备忘记之与?"~②     

海曲汉简“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探微

山东日照县海曲西汉墓(M106)出土的"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字数不多而弥足珍贵。此简不仅为判断墓葬年代提供了有力证据,为研究汉代书法史、研究隶书的成熟时期增加了新佐证,而且是目前所知上书皇帝年号纪年、下书诸侯王纪年时间最早的证据,其"城阳十一年"当为城阳惠王刘武纪年。并且此简还可以订正《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讹误,可以证明西汉诸侯王纪年使用的相对普遍性等,反映了西汉时代的社会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春秋谷梁传注疏》例法研究

范宁集解《谷梁传》时商定了三种例法:传例、注例、略例。"传例"是范宁归纳《谷梁传》传释《春秋》的原文,绝大多数保存在注文中;"注例"是范宁归纳《春秋》经文,以作为注解《谷梁传》的指导,处于经文之后;"略例"是范宁根据《春秋》同类纪事经文而总结的例法,被杨士勋散入义疏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传例"被杨士勋"散入注疏中"有二不妥:一是仅指出"传例"一种,而忽视"注例、略例";二是"散入疏中"者不是"传例"而是"略例"。另外,杨士勋在义疏范宁集解时也提出了一系列解释例法的名词和术语。可见,范宁、杨士勋对《春秋谷梁传注疏》的例法总结和研究作了开创性贡献。     

《唐会要》校勘札记

王溥《唐会要》是在苏冕《会要》和崔铉《续会要》的基础上,重新编次厘定,又采集宣宗朝以后的史事编纂而成。其编纂历经唐、五代至宋初几个阶段,屡经传抄翻刻,故文字错讹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使用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唐会要》点校本,虽较旧本更为精审,但《前言》明确表示对记时错误不作校改,官职、年号等方面也仍存舛误。本文即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为底本,校勘并归纳有代表性的讹误十余条,撰成校勘记。     

论满族家谱《来室家乘》的纪年方式

<来室家乘>是民国时期满族学者杨钟羲自订的家谱兼年谱.本谱的纪年方式与通常的纪年方式相比,表现得非常简略.本谱的纪年分为三种,一种是某年号某年,当同一年号下的另一年份出现时,不写年号,只写某年;第二种是某年号某年某甲子;第三种是只写甲子.这三种对应的时间分别是清初至光绪末年、宣统元年到宣统三年、清朝亡国后第二年到作者逝世.通常年谱开头都以"某年号某年,某人几岁"为常例.但这个常例在本谱仅出现一次,即"宣统三年,钟羲年四十七".这仅有的一次常例在本谱显得很突兀,令人思考作者的弦外之音,由此抽丝剥茧.其遗民情结也就昭然若揭了.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学理通变

孔子作《春秋》,继承了蕴含在《诗》乐中的道义、德义,将之作为价值共识,形成了历史道义观;并将《诗》中的"乐义"转化为"礼义",作为社会共识,用于评骘历史事件。孔子还将《诗》的"微言相感"转化为《春秋》的"微言大义",在乐治体系消解的学术背景下,完成了乐治向史评的学理转化。     

苏洵《嘉祐集·史论》初探

苏洵《嘉祐集·史论》既体现了"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的经史关系论和"得仲尼遗意"的褒贬史学思想,又通过对前四史的简短评说,表明了作者的撰史见解,在宋代众多的史论著述中别具特色。经史关系方面,强调经与史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两者体例不同却可以互相依托。褒贬史学源自"《春秋》笔法",即所谓"得仲尼遗意"。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隐而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等著史原则的提出正是褒贬史学思想的具体化。虽然苏洵从修史方式、历史人物的采择和纪年方式等方面对前四史进行的批评颇多错误,但从总体上而言,《嘉祐集·史论》是宋代史学评论中值得重视的篇章。     

吴王馀祭馀昧享国年代辨析

句吴第21、22代君主馀祭与馀昧在位时间,据《春秋》及《左传》、《公羊》、《谷粱》等典籍载,馀祭为4年,馀昧是17年;而《史记》所记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史记》倒错了馀祭与馀昧二王的享国之年,当以《春秋》、《左传》之说为是.吴国僻处东南,其纪年文献资料语焉不详.“自寿梦已(以)下始有其年.”寿梦乃句吴第19代君王,在位25年(前585年—前561年),寿梦有子4人,长诸樊,次馀祭,次馀昧,次季札.除季札让位,其余兄弟3人依次执政.诸樊在位13年,於襄公25年(前548年)伐楚而卒.《春秋》襄公25年:“十有二月.吴子遇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