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社会史论战与中国新史学的成长

正以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中国迎来了"史界革命",传统史学(也称作"旧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新史学诞生伊始无疑是稚嫩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学无论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还是书写模式、论著内容都带有深刻的旧学印记,许多新领域的研究和新方法的运用尚未展开。以梁启超为例,他虽然对旧史学"四蔽二病三难"的批判极为犀利、到位,但毕其一生也未能完成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心愿,A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当时中国史学状况的典型反映。如何突破旧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

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中国史学,既是十九世纪末戊戍变法时期史学的继续和发展,又是辛亥革命以后一个时期的新史学运动的先导和前奏,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以往的史学史研究,一般论述较多的是几位著名学者的几种著名的作品,如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还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等,都在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增进了科学的认识。但在这里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梁启超对中国通史的编纂和设想

梁启超研究中国历史,极为重视会通的观点,重视通史的写作。他认为通史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以便于鉴往知来。梁启超治史一生,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要写一部适合国民需要的中国通史。为此,不论是在中国通史的写作和设想上,或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革命战争年代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1949年建国后,他集众之力修订、撰写中国通史,进一步完善了其通史叙事。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撰著通史,仍能为我们今天的通史编纂提供借鉴。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重读《简明中国通史》

《简明中国通史》结集了吕振羽同志的主要成就,是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部著作命笔于1940年秋,至1941年2月完成上册,旋因作者转赴苏北根据地而中辍写作。1948年,吕振羽同志在解放战争烽火中继续写作,由江明同志协助完成了此书下册。建国后,屡修订,至1959年最后一次修订再版。《通史》的写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印刷近六十万册,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影响至为深远。 《通史》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中国通史,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的问世,不仅构筑成吕振羽同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更为重要的是它沾溉了无数后学,使之受益非浅。直至今日,吕振羽同志在《通史》一书中所体现的治史精神、优良传统,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这里仅从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体会。     

中国史学史的新探索——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

1927年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以后,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对史学史的编纂方法作了新探索。史学史述或循梁启超“做法”,或依社会形态则限,或按古、近代分段,各有优劣。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对史学作会通考察,适当处理史学史与通史之关系,分史学为传统与新史学两时期,注重史学理论的阐述,甚具特点,实践了白寿彝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为史学史研究昭示了一条新的道路。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金毓黻论通史编纂

金毓黻指出,现代通史应概括地叙述历史发展进程,贵在脉络贯通而简要有序,通古今之变为其必具之要义。因而,在历史分期上不能机械地模仿西史,在撰述方法上应以鸟瞰式为主、虫蛀式为辅。此外,还需恰当地处理与专史的关系,通史应以求通为目标,具体详尽的记述则由专史承担,二者各司其职。金毓黻认为,周谷城《中国通史》以鸟瞰式方法观察中国历史,最得通史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所创之通史体例以简驭繁,近乎现代通史之要求,而梁启超试图合通史、专史于一体,这是其通史撰述难以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金毓黻有关通史编纂的认识,既是对20世纪前期史家通史撰述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其理想中通史的期待与规范。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正(《安徽史学》2019年第6期) 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实际上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史学的双重变奏中进行的。这在新史学的两位领袖梁启超、章太炎创建的新史学中有充分体现。他们引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创建近代新史学。然而,他们创建的新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还多     

政治批判与学术建设——梁启超和鲁宾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

1902年,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划时代的思想巨著《新史学》。他高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宣告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诞生。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0年之后,另一部同名的史学名著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问世,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宾逊。在这部《新史学》中,也提出要以新史学来取代旧史学,从此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新史学”学派。又一个10年过去,美国的这部《新史学》经留美归来的中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以20世纪上半叶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

"通史家风"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上半叶,许多史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撰写出一批中国通史著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以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在中国通史编纂上成就显著。所谓"批判继承"是指他们既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批判中国传统通史的编纂理论、编纂内容和通史理论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又对其积极合理成分加以继承发展。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

正编者按:重视通史编撰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形成了中国通史编撰的热潮,撰写了众多有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这些通史著作,与中国传统史家编撰的通史著作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既体现在因历史观的转变而引起的对中国历史理解的不同,也体现在因体裁的变革而出现的书写方式的不同。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既有许多依据进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转进程而书写的通史著作,也有许多依据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