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良谋写春秋——献给《炎黄春秋》的诗文

我早就想给《炎黄春秋》杂志(以下简称《春秋》)写点读后感之类的文字,然而迟迟没有动笔。这是为什么呢?一是手头确实在忙,二是自感积累不足,担心词不达意。但是,当看了第七期《春秋》,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以后,就抑不住激情迸发,信口流出了一首拙诗:圣洁灵魂遍古今圣洁灵魂何处寻?神州大地遍古今。无私奉献伴终生,一心为国更为民。泰山压顶不弯腰,只为立言又立身。马恩大纛光万丈,科学民主是精髓。传到中国走弯路,哲人慨叹两头真。和平崛起论发展,三民理念争创新。我是《春秋》的老订户、老读者,现年七十又六。在我有生…     

胡风保存四十年的毛泽东手迹

1980年第七期《新观察》杂志上．刊登出毛泽东赠丁玲的一首词《临江仙》,另外还有一篇介绍文章《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写给丁玲的一首词》。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杂志同时刊登了这首词作者的手迹,并且不是后来抄写,而是当年毛泽东的亲笔。选张写于陕北的手迹能够穿越四十多年风雨而存在——这段时间．     

丁玲与鲁迅、毛泽东的诗词情

丁玲,现代著名作家,1904年生于湖南临澧,长于常德,1968年在北京逝世。丁玲的一生,是光辉灿烂、崎岖曲折的一生。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毛泽东两位时代的伟人,都曾为她写诗填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丁玲的历史中,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毛泽东约见塞克的史实

炎黄春秋编辑室： 同志们好! 最近阅读了贵刊今年第11期刊载的《塞克的人品与文品》一文,其中有一段是毛主席约见塞克的情节,与事实不符。为了维护《炎黄春秋》求真务实的办刊宗旨和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作为这件事情亲历、亲办的当事人,有责任将真实情况讲清楚,以匡谬误。     

谈毛泽东两首五律的真伪问题

1998年第三期《百年潮》发表的章立凡先生《毛诗漫品》一文,持论客观,见解精辟,读后受益良多。末章“存疑”一则,尤深有同感。1996年新版《毛泽东诗词集》新收17首诗词,“出版说明”称绝大部分是依据作者身边工作人员当年按手稿照录的抄件刊印的,这些手稿没有保存下来;抄件有些是经作者审定过的,有些则没有。鉴于不能排除可能有当初毛氏所录别人(或替别人修改)的作品或是别人寄给毛的诗词(现在所知,这些情况都不乏其例)混入,这就不能不对这部分作品作审慎地鉴别。     

从一次谈话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笔者近日读到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谈话的一则档案资料[1],这次谈话主要涉及的是教育问题,毛泽东谈话的部分内容以《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2]为题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中发表。谈话的语言平实、生动,内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既包括学制改革,也包括学生减负,同时还关涉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等     

淮海战役败将孙良诚的最后结局

《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刊登朱太刚写的《淮海战役中的一位无名英雄》文章,介绍了堵截孙良诚部队逃窜而英勇牺牲的董继民同志的光辉事迹。这位无名英雄,确是可歌可泣。遗憾的是,文章最后加了个多余的尾巴:“在这里谈一下孙良诚的最后结局。孙良诚投诚后,我军当即释放了他,并劝他切勿去南京蒋介石处。孙良诚不听劝告,于翌日回到南京,几天后被蒋介石枪毙于南京雨花台。”显然,他把孙良诚的最后结局的历史事实搞错了。事实是,孙良诚投诚后主动提出要去蚌埠争取刘峙,并要我军派一个负责干部和几个随员一同前往,做刘峙的工作。当时,正好有我打入…     

毛泽东同周培源于光远的一次谈话

胡澄同志寄了最新的一期《北京党史》给我,上面登了龚育之同志写的《听毛泽东谈哲学》,是一篇问答式的文章,所谈的主要内容是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开会的地方接见一个写作班子谈话的情况。这个班子是     

“万岁”口号之我见

读了张素华先生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写“毛主席万岁”》,见《炎黄春秋》第7期,以下简称“张文”）,有几点看法,略述如下：     

关于《韩非子》篇目真伪问题的一点看法

《韩非子》篇目的真伪,是韩非子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怀疑《韩非子》中多数篇目不是韩非所作,但却仅从思想和风格去推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司马迁的记载和现传《韩非子》的实际情况来看,除《存韩》后半部、《初见秦》篇外,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前,都应认为是韩非的作品。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赞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炎黄春秋》去年第5期刊登施滨海先生的文章,批评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有“硬伤”。他指的是,傅著中有的叙事是“作者发挥想象力”的结果,有的引文则是“曲解”,甚至是“无中生有”。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一)

1983年11月初,有人看望丁玲,发现她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的章。该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贵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长征”一词谁是首创者

高华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发表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说：“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毛泽东的《长征》诗（1935年10月）和他论长征伟大意义的报告,无疑对“长征”一词的传播和影响是广大和深远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长征”一词是毛泽东首先使用或首创的。     

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

<正>近日阅读《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郭道晖先生《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一文(以下简称"郭文")。其中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据1966年全国在校大、中学生的统计,大学生为53万4千人,中专生为47万人,中学生为1249万8千人（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如此庞大的青少年人群,因“革命”而有资格、有机会“乘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称“三免费”）在以北京为轴心,以各大省会城市为连贯的天南地北间或奔走呼号,或游山玩水,不仅是文革运动的卓诡,恐怕在人类迁移史上也属特异的绝殊。     

就“机制”一文答客问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了拙文《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不少朋友打来电话提出一些问题。该文在网上转载后,网友的跟帖评论中也有一些提问者。现将朋友们的提问和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综合答复如下：     

毛泽东与张恨水的一席长谈

1945年秋,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抓紧一切时间同在渝的各界知名人士会见,向他们介绍形势并交换意见,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民主人士。9月13日,毛泽东接见了《新民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张恨水当时任《     

对《〈武训传〉讨论》一文的一点补充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个大冤案。现在《炎黄春秋》发表了袁鹰同志这篇文章,把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这第一场大批判的真相揭开了。让人们能回头看清什么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形式、手段、后果,使人懂得了政治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更让人们经过反思看清表面的和深层次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避免这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不再重演。这是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把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变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牢牢记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