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所见门状的形制

门状一词屡见于唐宋笔记,在敦煌文书中也偶尔见之,然其义为何,并无专文稽考.《汉语大词典》将其释作拜帖①,而拜帖,又指拜访别人时所用的名帖②.其释义虽确,然稍嫌笼统与模糊.鉴于此,本文拟对门状的起源及其形制作进一步的考索,以此为据来探讨文书形制对整理古籍文献尤其是敦煌文书的意义和价值.     

唐五代时期敦煌宴饮的社会功能

宴饮活动承载着各种社会功能和礼俗文化,唐五代时期敦煌宴饮活动频繁,宴饮活动扩展了敦煌民众的人际交往,是民众欢娱休闲、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礼贯穿于宴饮活动始终,宴饮称谓、宴请帖、宴饮场合的规范、宴饮结束的答谢等皆体现着礼,主要包括主客礼让致敬之礼、长幼尊卑之礼,宴饮活动对礼的推行有助于教化社会。归义军节度使利用宴饮活动宣传施政理念、拉近与僚属及百姓的关系,宴饮是节度使维护政治秩序、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古代体育

我们欣喜地注意到,敦煌壁画和文书中保存有许多我国古代体育的珍贵画面。从时间上看,这些画面从公元四世纪直到十四世纪,上下绵延约一千余年。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时代的画面联系起来考察,就会看到我国古代民族体育发展变化的一些脉络和特点,为我们研究古代体育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从内容上看,它包括古代武术、射箭、举重、技巧、摔跤(相扑)、马术、博弈、游戏等各种形式的民族体育活动。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反映了在体育这种文化形式上,我国各族人民交流融合的某些情形。研究我国古代体育史常感史料不足,尤其缺乏形象资料。敦煌     

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举行的展览是目前爱国主义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过这个展览,通过敦煌辉煌的艺术遗产,我们从形象方面看到了的不只是我们的祖先在一段一千年的长时期间在艺术方面伟大惊人的成就,而且看到了古代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敦煌的壁画还告诉了我们,中华文化之形成是由许多民族共同努力创造的果实;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的祖先对于中华     

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

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冯培红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一卷标号为Ｓ．５８９４的文书中开篇写道：“本地,水是人血脉”,一语道出了水在敦煌绿洲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一同出土的其它数量较多的敦煌文献,记载到敦煌地区许许多多的河流水渠,布满在...     

敦煌资料中所见讲究卫生爱护环境的习俗

敦煌文献及壁画中珍藏着一批讲究公共卫生、爱护环境的史料,生动地体现了唐宋时期人们对良好卫生习俗追求。这些习俗包括爱护水源、注重水质,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勤洗衣着、梳头刷牙,沐浴健身,修建厕所、禁止随地便溺,禁止随意食用野味和生肉等。揭示、探析这些习俗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培育人们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疫病传播、增强人民体质健康、营造美好的城乡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亦具有积极的史鉴意义。     

古代礼仪文献中所见投壶礼

投壶是古礼的一种,我国古代礼仪文献《礼记》中有《投壶》篇,但在《仪礼》中却不见有有关记载。故依据"三礼"文献及相关文献,对投壶这一古代礼仪的仪节、步骤进行整理,并分为所用之物、参与者及其职掌、具体过程三部分来论述。     

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

大中年间沙州使者循回鹘旧路 ,北趋居延海并假借天德军、迂回灵州而达长安 ,灵州道由是开通。咸通年间凉州光复后 ,灵州——凉州道空前活跃 ,并成为维系中原和西域交通的必由之路。其大致走向 ,基本上是在横穿腾格里沙漠后 ,溯古白亭河 (今石羊河 )南下而行走的。     

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

古代所谓书仪,是写信的范本。有一种常称为吉凶书仪的,则是在书札的范文之外,还包括婚丧礼俗的叙述与规定,是书仪的三种类型之一。敦煌发现的斯1725号写本书仪残卷,即属此类型。其中以问答形式,相当仔细地讲述了婚礼和丧礼的某些细节。本文以这个残卷为主,结合其他写本书仪,来探讨唐代婚丧礼俗。凡只称书仪的,都指斯1725号写本。 (上)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修成的《大唐开元礼》,应当是唐代社会礼俗的准绳。但它成书以后并未广泛宣传推行,而且它主要是讲有关皇室和各级官吏的礼制,往往不适用于一般庶民。因此,起到礼仪轨范作用的书仪,就在民间很受重视,广为流传了。     

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吐鲁番出土借贷文书初探

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古代形式上的生息资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老远以前已经发生,并且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亦不例外,早在先秦时代就很流行。唐五代承袭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以来的传统,高利贷很发展。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唐武德时已有官营高利贷,其后曾多次停止,但不久都恢复。内外各级官(厂解),都有多少不等的公(厂解)本钱,迥易取利。经营方式有二:一是官府直接经营,由令史等流外官     

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

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唐五代墓葬中的腰坑略论

与汉代以前用于放置殉葬和随葬品的腰坑不同,唐代墓葬中出现的腰坑,属于道教丧葬仪式的遗存。唐、五代墓葬腰坑中放置的安魂石盒、神怪俑具有安魂镇墓的作用。五代时期,使用腰坑的习俗主要在南方地区,多发现于高等级的墓葬中。腰坑和用于通地气的金井是两种不同的墓葬设施。     

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成因探析

海洋灾害是唐五代时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主要是由历史时期海洋气候、海面波动、海水侵蚀等自然因素引起,同时又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联。如唐五代时期沿海人口的增加、濒海城市增多与海洋防灾技术的不成熟,导致受灾损失加剧;沿海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屯田,破坏了沿海地区固有的生态景观,增加了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的发生频率。     

有关宋人笔记中唐五代科学史料的几个问题

宋人笔记中许多有关唐五代的科举史料,这些史料是如何采择而来的？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价值？笔者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史料主要来源于唐五代人旧籍和“父史师友相与谈说”,金石碑刻等;其特点是兼有辨证考据,考镜源流,借古喻今;具有纠正史之误,补正史之阙等价值。     

唐五代吴越国帝王投简制度考

唐、五代吴越国帝王投简，其本质是以道教科仪为名祈福禳灾、投简制度，内容及方式等均有着显的变化过程。     

从官品到俸秩:关于唐五代县之等第的考察

唐代县的等第,以户口、官品、俸秩、迁转次序等不同的标准看,有四等、五等、六等、七等、八等、十等诸说。从历时性而言,县等是不断增多的,由前期的六等逐渐发展到后期的十等,只是天宝时曾一度事实上取消下县,稍显波折。而望、紧、次赤、次畿县的出现,均与户口多寡无直接关系,更多地体现出“资地美恶”的特征。其中“次赤县”的问题尤其复杂,因其牵涉“赤县”的广义和狭义问题,综合分析,次赤县制度在传世文献中出现,不晚于唐德宗初年,很可能最迟代宗初期已经产生。而代宗末年至德宗前期形成的俸秩,对唐后期乃至五代的县之等第,也有新的影响。五代皆以户口多少定县的等第,只是不同王朝有不同的标准,繁简不一。通观唐五代县之等第,总体上呈现出从官品本位到以俸秩为准的演变路径。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研究

五代十国时期的水路交通是目前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本文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历史时期南北方的水路交通状况,重点对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的变化情况和南、北方新开凿或疏浚的小运河进行了详尽地研究;其次,对这一历史时期各地的自然水道的通航情况进行了考察。初步勾画出了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水路交通网,对促进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