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自治经费来源、管理使用考

正1909-1910年,清廷相继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事无财不举,地方自治从筹备到实施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如果没有独立的筹款渠道,地方自治将寸步难行。因此,各国在制定地方自治法规时均对自治经费做出相应规定。日本地方自治经费在府县为府县税及府县的其他收入,在市町村为府县税的附加税和市町村特别税。英美国家则以地方税或地方公债作为地方建设费用。清廷原计划在预备立宪期间颁布地方税则以为将来地方自治的经费来源,但地方税则直至清廷灭亡也没有厘定。在经费尚无保证的情况下,地方自治仓促上马,成为此后自治运行的一个隐患。本文依据有关史料,从地方自治章程和具体实施层面,考察清末地方自治经费的来源、管理以及使用等问题。     

清朝同名异地考录

清朝疆域辽阔,省、府、州、县设置达1700余个,同名异地现象较之前代更为突出.清代的同名异地可分为同行政级别和不同行政级别同名异地两类,其中包含了同府名异地、同县名异地、同州名异地、府县同名异地、府州同名异地、府与府属同名异地、州县同名异地、省府同名异地等多种情况,共有同名异地157处.     

府县同城志书记载的异同——以清道光《徽州府志》《歙县志》为例

市、区同城,很多内容重叠,在修志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市志与区志的关系,曾引起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者的探讨。同样,古代志书也存在府县同城的情况,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和歙县同城,其修志过程中是怎么处理的呢？本文以清道光《徽州府志》和道光《歙县志》为例进行探讨,以期对当代修志有所借鉴。     

料全事丰 图文并茂——读《临汾市志》札记

临汾有志始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至民国22年(1933)曾九次纂修,2002年问世的这部《临汾市志》已是第十次修纂。临汾古称平阳,自秦至今两千余年一直是郡、州、府、道和地区的治所或驻地。地处黄河中游田肥水美,物产丰富,兼之长时期府县同城促进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1971年城乡分设为临汾市和临汾县,1983年县并入市(县级),属临汾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人文始祖尧帝建都之地,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临汾有重视方志的传统,300年前曾将孔子68代孙、《桃花扇》作者孔尚任请到临汾修《平阳府志》。1979年,时任临汾市委组织部干事的李百玉…     

一九一四年审判厅大裁并之源流

1914年,袁世凯政府将清末以来陆续设置的地方审判厅裁撤三分之二,初级审判厅全部裁并。①该事件"几欲举司法而根本推翻之",②被当作中国推行新法制过程中的一大逆流,③成为此后整个民国时期司法与行政不分的背景,以及初级审判组织迟迟无法建立的源头。从江庸等亲历者的回顾,到当前韩秀桃、吴永明、李超、李在全等学者的论著,都涉及这一近代法制     

清代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的形成及其形态

吉林西部府厅州县于政治改革与驻防体系的背景中产生,在试办预备立宪时迅速增置,并逐渐形成“府县平级”的内部秩序。在其作用下,府厅州县边界在光绪三十三年之前的划分多依山川形便的驻防区界为框架进行,之后划定与调整则相对自如。至于吉林西部省级边界,其变动既与土地开发程度关系密切,也与其间边地性质的转化有关。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发展至宣统三年时,无论省内边界还是省级边界,从形态上看均以自然地物为主,间以官设地物;但在相对新设的非驻防区界省内边界中,以聚落为标志划定者逐渐普遍。     

明代雁北地区城堡的职能与选址特征

本文总结出明代雁北地区存在政区治所、居中应援城堡、长城边堡与收保之堡等四种城堡类型,并指出,正是因为其职能与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不同类型的城堡在后世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卫所与州县治所延续其政区驻地职能,在今天大多仍为市、县与建制镇驻地;居中应援城堡由于地处通衢,农业条件较好,在今天为乡镇驻地;而后两种类型的城堡随着民族关系的缓和,军事职能逐渐淡化,在今天基本上成为普通村落,很多甚至遭到废弃。     

清代皖北地区行政区划及其变迁

有清一朝,皖北行政区划调整分直隶州与府的调整、裁并与析增州县、佐贰官的移驻外署几种情况。雍正时,针对皖北凤阳一府辖域过大、人口众多和距统治中心遥远而难以进行有效行政等因,析凤阳府而设泗州直隶州和颍州府,并又以周围至广、民风刁顽和命案多发而分寿州增设凤台县;乾隆时期,由于水灾毁城等因,又分别并临淮县归凤阳、裁虹县入泗州,迁泗州于虹城;同治年间,鉴于淮北壤阔民悍和捻军之乱等情,作为善后举措,清廷分蒙城等4州县设涡阳。同时,为加强控制,在区划不变的情况下,清廷又将各级佐贰官移驻外派。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与公费改革

晚清州县办公经费存在着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和使用无确定限度的特点。同治光绪年间,一些省的督抚从整顿吏治出发,进行了裁减浮收陋规以定公费的改革,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绪末年,在州县财政困难和吏治腐败的背景下,州县公费改革再起;而随着清理财政的推行,宣统年间又循着"化私为公"的路径,开始了大规模的州县公费改革。但由于这一改革直接关乎各省财政利益,所以各地办法不一,实施力度有别,改革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公私分离"、"财政统一"的既定目标。     

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

晚清局所适内忧外患之变局而出现,为平定战乱与善后、筹措赔款的应急措施。成同以后局所膨胀与捐纳、保举泛滥及行政新事务的扩展相交织,形成了由督抚掌控的非正式行政机构,造成了官与差、名义与实权相分离的局面,加剧了吏治腐败与财政困窘。清廷三令五申裁撤而未能显效,客观上削弱了其分权制衡的掌控力。局所泛滥的乱象背后,既隐伏着各级政府对社会变动下既有政体结构与职能如何调整的角力,同时也掩盖了局所在接引新知与发展新兴事业方面曾起过的重要推动作用。丙午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以司道改制的方式归并局所功能,使之纳入职官体制,直省行政由此根本改变。     

兰池都督府与兰池州

唐调露元年设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于此二州地设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过去学界多认为,此兰池都督府即《新唐书.地理志七》所记灵州都督府所属党项羁縻府州"兰池都督府"。本文考辨以为两兰池都督府非同一,原六胡州所设应为"兰池州"或"兰池州都督府";并考释兰池州所辖六县中,可知的有长泉县和塞门县。     

修城“不积极”——明代筑城史的重要一面

从湖广等地的情况来看,有明一代,偏安之地城池迟迟未建、安定时期任其圮坏等"不修城"的情形颇为常见。官民财力匮乏、不利的地形环境、官员因循苟且、舆论习于将修城视为劳民伤财等不利条件限制之下,各地官民修城消极懈怠的状况相当普遍,近乎世风。这种始终无法消除的消极因素对明代的筑城政策及其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明前期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以示体恤民情,以免招致民怨;明廷对各地修城频频申令、施压,但收效欠佳;各地往往迫于"寇盗"威胁及上司督责的压力才兴工修城,而前者的作用尤为突出。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促成了各地广修城池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切合史实,一些流行已久的相关认识亦有修正、澄清的必要。     

唐宋泸属西部羁縻州县研究

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地区,唐宋曾是泸州都督府、泸州属地,先后置有19个羁縻州、50多个羁縻县,但唐宋地志对其具体地望记载不够确切,后之治史地者往往不得要领。谭其骧、刘统、蒲孝荣、贾大泉、史为乐等对这些羁縻州的地望也有不同的解释,所惜不见有文字考证。笔者据有关史料,考证了泸属西部11个羁縻州、30多个县的建置沿革、交通格局和具体地望,并对各家的定点进行了商榷,最后以地图形式复原了这些羁縻州县的分布情况。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

清代的直隶州曾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其数量超过了元、明两代。清代前期 ,中央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明代施行过的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被完全简化成单式的省 -府 (直隶州 ) -县三级制。而在简化层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府的幅员的缩减 ,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增置直隶州。所以 ,直隶州的调整、变动成了清代前期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重要方式     

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

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由明代的派遣厅(府同知、通判的派出机构)演变而来。这两种厅在清代长期共存,需要有一个标准将两者区分开来。区分的标准应该由清代官方文献的记载和现代政治地理学理论结合而成。在此标准之下,通过对《清实录》、地方志中相关记载的疏理,认为抚民厅制度萌芽于明代末期,在清代设立新厅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乾隆十二年(1734年)潼关抚民厅的出现,标志着抚民厅制度的全面形成。     

新疆行省制下督、抚、将军的改制探索

清末新疆改设行省,施行"新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策划新设行省的高层政区,妥善处理督、抚、将军的关系是清廷面临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由于朝廷议定的行省建置实际上已经偏离左宗棠、刘锦棠最初的设计,以致贯穿清末新疆省政治生活内部最突出的问题——抚、军争权与督、抚、将军关系问题,本质上是由新疆行省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及行政层级的缺陷造成的。当新疆的社会常情与朝廷的谕令章程发生矛盾时,其高层政区的运转弊症尤为引人瞩目,清廷也在不断地尝试内外均衡的调适机制。最终,新疆"新制"运行改革的过程,并入了晚清政府探索变革的轨道。     

清代十八省的形成

本文从清宫和内阁档案入手,探讨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并揭示了清初的"分省"实际是"地层累积"式建构的产物,其发端就是乾隆晚期官方编撰的一系列志书、政书;"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而只是一种应用宽泛的通称,因此清代的官方文件中存着多个"十八省"体系外的省,并且省下有省。另外,本文还揭示了"统部"的真实含义。     

金坛戴王府太平天国彩画保护与修复

金坛戴王府属于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内有一建筑上存有大量清代太平天国彩画。因早期建筑失修，彩画保存状态岌岌可危，出现大量病害，主要包括彩画表面酥粉、污渍、开裂、脱落、滋生霉菌等。2014年，针对该建筑内的彩画状况制定了抢救性保护方案，并最终采用整体加固、清洗，局部修复等措施，完成了戴王府彩画的保护与修复工程。经过7年时间，目前彩画保护效果良好，取得了预期目标。此次在戴王府采用的彩画保护技术，可为同类型古建彩画的保护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