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胡”“西域”盐色与丝路交通地理

汉代以来盐史记忆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原人对远方奇异盐产的印象。多处盐产地盐的异样色彩,与内地以往经济生产与饮食生活中的观察体会及消费经验有所不同。关于宿沙氏“煮海”传说盐色“五样”的情节,学者以为“异闻”。许多文献资料可见所谓“紫盐”“青盐”“黄盐”“赤盐”“黑盐”等记录。这些对于远方盐色的体会,是以长途交通实践为发现条件的。而早期丝绸之路史的记录,与相关盐史迹象存在某种关联。这一情形,值得交通地理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     

“阿奢理贰伽蓝”地理方位与玄奘西行“跋禄迦”的交通路线

“阿奢理贰伽蓝”的地理方位一直是西域史地关注的热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料均有相关记载,称为“阿奢理贰”和“阿奢理儿”,即汉语“奇特”之意。根据新疆“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并结合史料记载与交通线路考证可知,玄奘西行“跋禄迦”路线为“盐关道”,与现今307省道库车—拜城段基本重合,“阿奢理贰伽蓝”当为克孜尔尕哈石窟与博其罕那佛寺的组合。     

“泥婆罗门”疏证

汉文史籍所载吐蕃南疆史事常见“泥婆罗门”一词,前人往往将该词视作“泥婆罗”的误用。综合汉、藏文献和域外研究,“门”应是门隅(Mon-yul)或门巴(Mon-pa)之简称,“泥婆罗”与“门”应为两个部落或属国的名称。     

罗振玉藏“元年铍”铭文所见地名“广望”考

通过对罗振玉旧藏“元年铍”中未知地名“ ”新的考释,可以将该地名隶定为“ ”,读为“广望”,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广望。以往战国时“广望”多被划入燕国境内,从“元年铍”应为战国时赵国兵器可知,“广望”在战国时一度属赵国。结合铭文内容与史料,铍铭中的“元年”应为赵悼襄王元年,广望属赵时间上限应该不会早于赵孝成王元年,下限则为赵王迁八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内涵演变研究

当今学界对于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二者的内涵界定和关系阐述并不完全准确。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科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三个阶段的演化:第一阶段,为传统方志地学与近代人文地理学交汇下萌发,以分类呈现人文事象为主的“人文地理学”;第二阶段,为批判方志传统,主张以人地关系论为核心,并在法国学派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人生地理学”;第三阶段,为批判人地关系论,在景观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背景下提出的“人文地理学”。在三个不同阶段,“Human Geography”一词未曾改变,但在中国代表的内涵迥异,相互之间存在部分的继承,但更多的是通过批判而形成的思想演化。其根源在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地方的学术环境及时代背景产生交融,继而形成内涵各异的学术思想变体。     

盆地东大路与四川“东大路经济带”的兴衰

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形成南北二道,北道地位更高;南道地位相对较低,是东大路的前身。在明清四川盆地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背景下,重庆成为与成都相当之一极,由此东大路逐渐定型与繁盛。明代东大路设立12个驿站,清代基本相承;沿线还设有大量铺递。东大路总里程为1000里左右,共10程,实际行走11—12天,西段往往借助沱江水路舟行。东大路定型于明初,初时多以“东南路”“川东路”“东路”相称。“东大路”之名形成于清末民初,它有联系两极、浅丘农业、丰沛水利、通江达海、界邻盐都等自然、人文优势,是四川盆地第一路,客观上形成“东大路经济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大路经济带”地位下降,但“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提出又为古老的东大路振兴带来了机遇。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的“国进民退”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主要是以民信局、国营邮政、侨批等多种企业实体构成。清朝邮政成立后即开始蚕食小额民间资本支持下的民信局经营空间,而基于对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数字化工作发现,历经40余年经营,国营邮政基本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邮政空间,也基本完成了本领域的“国进民退”。在此过程中,国营邮政审慎模仿民信局的经营方式,使用多种创新经营策略,除了在大中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构建了便捷快速的邮政网络空间,更借助邮政代办的方式以极低的成本将营业网络“下沉”到铁路和公路无法覆盖的农村地区,较好地与传统农村“定期市”网络完成耦合,基本达到了通商处必通邮的效果。国营邮政点和邮路集聚所形成的“邮政聚集区”也成为一种显著的近代化外在空间表征,同时成为界定所谓“核心—边缘”结构的系统可信、定量可验证的空间指标。     

三通三绝: 清朝使用“纳林道”研究

通过对北京和台北两地档案机构所藏满汉文档案的研读,可以发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清朝曾分三个阶段将北疆伊犁军队通过中亚“纳林道”换防至南疆喀什噶尔,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两阶段说”,清朝趁机巡查布鲁特边界,达到“寓巡边与换防之中”的双重效果。文章就清朝在三个阶段分别使用这条道路的缘起、换防过程与演变,及其放弃原因与最终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考证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实为道光七年九月十四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复奏伊犁至喀什噶尔草地路径由》之所附“绘图贴说”。     

说 “淮汭”与 “豫章”:吴师入郢之役战争地理新探

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的战争地理过去共有三种论说。本文结合古文字资料、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考察资料,重新解读“淮汭”与“豫章”两个关键地名,并以吴、楚之间的水、陆交通线为背景,重建这一战役的战争地理。吴师的进兵与退兵都是利用淮河水道,而双方的交战则是在随枣走廊之中往复。相较于过去的学说,本文的地理重构不只是立足于较为可靠的文献基础,同时展现出更为合理的空间逻辑关系。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沙尔湖路”研究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存在一条自哈密西南沙尔湖转西北至鄯善进而抵达吐鲁番的“沙尔湖路”,它与“黑风川道”“小南路”等传统路线均不同。利用《蒙古山水地图》等文献,可对沙尔湖路具体行经进行考证复原。该路沿线地形平坦,有泉水与植被,在明廷与吐鲁番、清廷与准噶尔在哈密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阶段曾广泛使用,后因泉湖干涸、气候炎热而中断。     

明代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分合演变考论

兵备道是明代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为了对付“江贼”“矿贼”和倭寇的侵扰,加强地方屯田、水利等事务的管理,明廷在弘治至嘉靖年间相继设立凤阳、九江、太仓、应天和徽饶五个兵备道,其辖区范围均兼及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对该地区的管辖单元,也有一个从卫逐渐转变为府的过程。隆庆六年,出于统一事权的考虑,明廷设立徽宁兵备道,将安庆、徽州地区的府卫纳入同一兵备道管理之下,并维持在南直隶的辖区范围内,不再跨省。后因地方形势的变化,为使兵备道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明廷又对徽宁兵备道进行了几次分化和调整。兵备道的分合演变,显示出其在安庆、徽州地区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并为清代安徽省的形成奠定基础。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对吴、淮南两地政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在吴地,徙汝南王为江都王,辖东阳郡及原鄣郡的北部数县,将原鄣郡的其余地区和会稽郡合并为新的会稽郡。在淮南地区,徙庐江王为衡山王,割其东南部置为新的庐江郡,将原来江南的庐江、豫章二郡合并为新的豫章郡。这次政区调整既是中央集权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东南地域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     

明代太仓州的设置

太仓在元初海上漕运时代成为重镇。明初因镇设卫,卫所兼理卫事及周遭民政。明中叶,太仓卫出现军强民弱、兵丁入寇贩盐等弊端,在赋役改革艰难、沿海防卫吃紧的情势下,太仓由卫建州,相关州县也免除欠粮,缓解了困境。此后由于州卫并存共治,军民杂居,利益抵触,军政关系仍趋紧张,又因太仓州、昆山县税则龃龉,昆山县以州大县小、州不利县为理由,在正德、嘉靖海氛不平的形势下兴起"废州"案。在州、卫、县的利益博弈以及官员对决的过程中,朝廷的态度由暧昧渐趋明朗,最终存州复道。在从卫所到州县的转变中,既体现了特定的地域特质,又反映了明代国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的转变态势。     

"每欲追风去,甘为汗漫游"——试论陶澍和魏源

陶澍、魏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封疆大吏,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生长于湖南的资江之泮,既有深厚的友谊,又以幕主和僚属的关系长期共事.陶澍事业的成功,有魏源参赞谋划之力;魏源思想的成熟,则有陶澍提携培养之功.     

长白府设置的背景及意义

1860年之后,东北柳条边外地区内忧外患并发。为了摆脱危机,清政府于光绪初年设东边道及通化等县,管辖鸭绿江中游到长白山腹地的广大地区。随着人口日增和边疆危机的加深,加强边政建设,尤其是地方行政设治,成为当务之急。1908年清政府批准设立长白府。长白府设置后,首先完善内治,强化控驭;其次加强对朝侨管理,抵制日本的侵略图谋;最后,招民实边,建设边陲。经过边臣疆吏不懈努力,荒芜略辟,边陲粗安,使清朝在其垂暮之年,力行边政,阻遏了侵华势力对我长白山地区的领土觊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了国家主权。     

春秋战国时期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县公一般被作为秦汉以后的县级行政长官看待,与封君分属封建与郡县两个不同系统。然而考察这一时期楚县公的活动及其在先秦史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发现县公具有不同于行政职官的爵称属性和封邑主的特征。楚县公多出身于王族与世家大族,拥有超越任职地的影响力,常常在楚都城和王庭参与中央大政决策,领导对外军事行动。另外,县公与其任职地之间存在较强的私人连接,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在地化”特征。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需要对楚县的性质进行全方位把握,也有助于深化对现有的封建-郡县二元认知框架在先秦时期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History,Culture, and Politics: On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Identity Dilemmas of “China”

This lecture is concerned with some historical issues of “China,” “terri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 that are plac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cholar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I wan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how historians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China.” It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where did the idea of “China” come from? and how did it become a topic of scholarly research? What kind of dilemmas does “China” confront in its current condition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Second, how do various new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ird, how does China’s history and reality challenge the theories of “empire” and “nation-state”? Fourth, is it possible to write “East Asian history”? Does “national history” prove still effective in describing China or 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