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与滇缅界务问题交涉——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条约档案为例

《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是光绪时期清廷与英国针对云南与缅甸边界议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约,也是研究滇缅边界变迁的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光绪时期薛福成的滇缅边界谈判,被认为是清廷对外交涉中少数属于成功的例子。作者利用台北"故宫"所藏条约,以及"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缅甸档》等相关原始条约档案,来说明薛福成对滇缅边界的谈判交涉,并对条约舆图作些介绍。     

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新中国初期,中缅边界的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北段尖高山以北的一段、中段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南段阿佤山区一段存在着未决的问题。在中缅双方多次的交涉、谈判,在双方互谅互让中于１９６１年１月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吴努总理与周恩来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做出了良好的范例     

邓承修与中法桂越段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桂越段边界条约档案为中心

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薛福成与滇缅边界谈判再研究

18 94年薛福成与英国谈判、签署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是其作为驻英公使期间所办的一件要事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条约中界务条款的评价褒贬不一。近年来 ,史学界对此条约的评价虽渐趋公允与中肯 ,但在某些问题上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中缅边界谈判的背景入手 ,主要围绕薛福成的观点进行分析、评论 ,以期对该条约及薛福成本人做出更加全面、公正的评价与理解。     

从班洪事件到中缅"1941年线"的划定

班洪事件及“1941年线”的划定,是近代中国边疆史上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直接影响了今天中国的西南边界。学术界对于班洪事件的发生多认为是英帝国主义的越界入侵,至于“1941年线”的产生则很少有人探讨。本文主要借助中、英双方的有关档案对班洪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探讨,认为英政府利用中国方面“刘陈线”绘制的错误,单方面进入滇缅未定界内进行矿藏勘测,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国民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但面对抗战的危局与英国的要挟,最终还是做出让步,划定了中缅边界的“1941年线”。     

中尼边界谈判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中尼边界是继中缅边界后通过外交谈判正式划定、勘定的第二条明晰的陆地边界线。通过谈判,中尼边界正式划定、勘定,包括双方争议较大的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也以中方大体平分、边界线划在蜂顶的建议方案为基础达成基本共识。中尼边界谈判与中缅边界谈判的成功,为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外交谈判、互谅互让和友好协商,全面彻底地和平解决与陆地邻国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成功范例。     

论宋代基层区划: 乡的边界及其划界原则

北宋元丰年间以前,乡是县以下一级“实体政务”区划,其数量和幅员随着人口的损益而变化,故边界尚不稳定。王安石变法之后,乡的行政职能被大大削弱,“乡系户口”的功能也随之消失,乡界逐渐稳固下来。保甲法、经界法等基层改革都是在乡内完成,并不跨乡编排,这种政策性的规定强化了乡的整体性,使乡界变得越来越清晰。依据乡所邻对象的差别,可将其边界细分为四类: 乡与乡的分界;乡与路州军县等政区的分界;乡与行政治所的分界;乡与市镇的分界。从现有材料分析,乡的划界大体上遵循“山川形便”原则,这既是为了基层官员管理的便利,又符合自然聚落形成的规律。     

近代中缅边界交涉中云南民间外交与民族国家的构建

在大量中缅边界交涉的论著中,无论是1930年<中英外交史>(束世徵)、1934年<云南外交问题>(张凤歧)、1937年<中英滇缅疆界问题>(张诚孙)、2007年<近代边界史>(吕一燃)的专著,还是几十篇的论文,鲜有学者提及云南民间外交在其中的作用,更谈不上对其作用进行客观评价.本文依据云南地方史料,提出粗浅看法,希望引...     

周恩来与中缅边界谈判

中缅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在历史上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占领缅甸的英国殖民者曾借机侵占中国领土并遗留三段未定边界。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为此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在亚非会议后即着手同缅甸商谈边界问题,并于1960年签订边界条约。中缅边境问题的圆满解决,对于巩固新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详情请看《周恩来与中缅边界谈判》一文。     

近代以来中缅边界变迁原因浅议

近代以来传统中缅边界发生剧烈变迁,不到百年时间边界向中方境内大大内缩,原属中国的一些领土被划在了今国界外。本文从发生原因上探讨近代以来中缅边界变迁问题,这对于目前中缅的边界状况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清末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始末——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及舆图资料为例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李鸿章(1823—1901年)奉派担任特使,与日本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随后俄国联合德国与法国,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清廷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两港口租予俄国,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扩张,即向清廷提出要求租借威海卫。依据档案史料记载,英国租借威海卫是经过分析与策划并与列强交涉协商后,即与清廷进行威海卫租借交涉,并逼迫清廷签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划入其势力范围。本文拟以《租威海卫专条》原件以及相关舆图、“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英租威海卫案》等档案史料为基础,对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史实作简单的探讨。     

清代中越陆路边界桂粤段交涉述论（1644—1885）

1644-1885年间,中越陆路边界桂粤段发生了多起领土争端,并引发了清朝与安南（越南）各王朝的边界交涉。本对这些争端和交涉的相关史实作了论述、分析,认为边境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两国统治对边疆领土的不同认识是影响交涉结果的主要因素。     

清末片马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

史学界多认为清末片马事件的发生是英国殖民扩张、图谋侵占中国西南边疆领土引起的。本文通过考察已公布的英国外交部档案,认为英政府远征片马的深层原因在于英政府对中国西南边疆改革的不满与仇视,为了抵制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前进政策”,英军对恩梅开江以东,包括片马在内的小江流域地区进行远征,采取具有主权特征的管辖措施,以达到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的目的。这一目标未能完全实现,并且对滇缅北段未定界问题的解决、对英印政府的东北边疆政策产生了影响。     

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卫所、关隘、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军事聚落,随着清代的一统,大部分则逐渐演化为城镇和村落。本文对该区域军事聚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是山西北部历史上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与明代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引起多起边界交涉,中英俄帕米尔交涉即其一例。本认为帕米尔交涉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政府在交涉中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僵硬、落后,对英俄的目的认识有误,致使交涉措施失当。尽管帕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扩张的结果,但清政府对帕米尔悬案的形成也难辞其咎。     

论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时代特征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border trading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shows tha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Great Wall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ule other nations like Mongolian; the border trading markets in the Qing were more than that in the Ming, and the folk trading along the Great Wa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 management about the border trading by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embodied in the control of the structure and scale of border trading market and the mutual trading; the trading premise, the market nature, the market value for existence, and the market function of the border trading in the Qing we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i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Chen Cheng from Qingshi Yanjiu 清史研究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2007, (3): 73–86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沙尔湖路”研究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存在一条自哈密西南沙尔湖转西北至鄯善进而抵达吐鲁番的“沙尔湖路”,它与“黑风川道”“小南路”等传统路线均不同。利用《蒙古山水地图》等文献,可对沙尔湖路具体行经进行考证复原。该路沿线地形平坦,有泉水与植被,在明廷与吐鲁番、清廷与准噶尔在哈密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阶段曾广泛使用,后因泉湖干涸、气候炎热而中断。     

李重夏与“土门”、图们“两江说”

19世纪末,朝鲜王朝向清王朝提出穆克登碑文所标示的界河"土门"不是图们江,而是海兰河(后来改为黄花松沟子),中朝两国应以"土门"分界。为此,双方进行了两次界务谈判。谈判中,朝鲜李重夏虽然坚决主张"土门"非今图们江的"两江说",但其实知晓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界务谈判后,李重夏以"别单"形式几次撰文上奏政府,阐述了他对"两江说"的真实看法,论证了"土门"即图们江、图们江自朝鲜王朝初年就已是中朝两国界河的史实,揭露了"两江说"的策划者是鱼允中,被朝鲜称为"分界江"的布尔哈通河与现实界河毫不相关等。     

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

本文认为,资料断限于1820年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嘉庆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熙帝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界定与认知理念,还附丽着沙俄与西欧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因此,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定的领域。同时,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故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