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

1872—1919年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埠际贸易为主,转口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904年之前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麝香为主,后以五倍子为主。近代中药材贸易增长趋势明显,汉口的中药材贸易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上海。以中药材名目为基础,从市场腹地、贸易路线以及与各口岸间的进出口贸易出发,对近代汉口中药材的贸易体系分类考察发现,1872—1919年虽然有变动,但自清以来汉口形成的中药材传统商业网络以及市场机制基本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依然保持原有活力。这主要得益于近代汉口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和中药材商品的特性以及中国近代发达的国内市场贸易联动体系。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近代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研究

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近代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格局和区域经济差异等内容,可以利用当代经济地理学、GIS技术、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数据进行考察。近代中国一百多个通商口岸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沿海、沿江、边疆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为现代化提供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张,也重构了中国的经济区域。为探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影响下的经济区域变化,首先对通商口岸体系子口税贸易在地理空间分布进行探讨,初步界定一些较大通商口岸的影响区域,进而通过数量化和GIS方法,特别是使用空间交互模型得出结论。通商口岸体系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的代表和系统性的研究对象,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可对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区划提供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参考。     

近代北方口岸与上海间外贸埠际转运变迁

北方口岸在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依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的中转点,但这种外贸埠际转运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由于北方原有中心口岸贸易条件的成熟、北洋三口的新组合及日本着力发展对华贸易等因素,北方口岸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脱离了上海外贸转运的辐射范围。这种转变使上海由全国外贸转运中心降为华中地区区域性外贸转运中心,并反映出20世纪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下国内口岸贸易格局的重要演变。     

整体史取向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评《米谷贸易与货币体制:20世纪初年湖南的经济衰颓》

黄永豪著《米谷贸易与货币体制:20世纪初年湖南的经济衰颓》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创新之作。从世界经济来看,自19世纪70年代起国际白银价格下跌,促进各国贸易增长,中国虽然贸易增长但经济却日渐衰败,黄著以湖南为例重构了此种状况形成的历史过程。该书尝试通过对区域经济史的整体研究,回答世界经济史学术脉络下的问题。循此研究视角,黄著对禁止米谷出口、近代湖南航运发展、地方财政以及货币体制等问题做了新的阐释,从不同角度推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黄著虽有可改进之处,但其对区域经济史进行整体研究的尝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方向。     

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

在近代以前,西太平洋地区存在面积广阔的商业贸易网络,其范围北起日本经朝鲜半岛、中国到东南亚。这一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与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遥相辉映,在整个东方历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为世界文明发展与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东方传统的贸易格局,也置东方各国于弱者与失败者的地位。西太平洋贸易网是一个区域特色鲜明、多样性统一的经济圈,内部有着持久的联系与发展的动力;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贸易网予以新的概括与总结,是开展东方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理解西太平洋地区历史的关键。     

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及财富流向

早期近代是世界历史上全球化的发端。由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出现,所以它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商品大流通的时代。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网络形成的前提是全球主要航路的开辟和陆上贸易商路卷入全球经济体系。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的商品繁多,可划分为四大类:黑奴贸易;香料、饮料、烟草;日常用品和贵金属。西欧国家率先建立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网络,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从商品贸易数量和价值看,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的天平不断向西方(特别是西欧)倾斜。     

日本近代对华陶瓷业调查及其影响研究

明治维新后,在殖产兴业政策的指导下,以及对华陶瓷贸易不振等实际因素的推动下,日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展了大量的对华陶瓷业调查。日本通过调查清晰地认识了中国陶瓷业,明确了本国陶瓷与中国陶瓷竞市之路。也正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日本陶瓷在对华陶瓷贸易中不断占据有利地位,压制了中国陶瓷器的市场份额,改变了东北亚陶瓷贸易的传统格局。同时,这些陶瓷业调查包含了大量系统的图表、数据、剖面图、示意图等信息,这些信息充分完善了20世纪初中国陶瓷业的面貌,是近代陶瓷科技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银两时代东北地区的内汇

正汇兑代表着资金在异地间的流动。在近代中国,既存的银两制度纷繁紊乱,影响着国内汇兑业务的如期开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汇兑形成了以上海为终极汇兑中心,以天津、汉口、镇江等区域为一级汇兑中心,连接次级汇兑商埠,覆盖全国的立体型汇兑网络,在旧中国的金融市场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贸易的发展与金融的汇兑业务如影随形。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动和款项收解,要求金融业为之提供信贷支持与资金流通上的服务。各重要商埠与上海的汇兑行市,即为申汇行情。东北的重要商埠城市,均与上海建立了以申汇为纽带的直接汇兑关系,而次一级的商业汇兑中心,则需要以间接行市为转移。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内汇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为数不多的相关金融史论文中。石涛认为,申汇作为一种通用的信用工具,成为被金融业经常使用的一种埠际资金汇兑方式,逐步奠定了上海在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地位。[1]马建华认为,     

民国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

作为民国时期四川重要的出口物资 ,桐油在贸易数量和贸易格局上一定程度地反映着四川区域经济的特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海关贸易统计和日本人调查报告 ,从贸易格局、市场整合等角度进一步探讨民国时期四川桐油贸易的历史全貌。     

近代山东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影响

行栈资本是近代市场结构变迁的产物与新贸易趋势的受益,同时又是其推动。开埠通商后,行栈资本首先在口岸城市获得发展,后来又逐步扩展至内地市场和土洋货贸易的各主要行业。行栈一方面将外商洋行的购销与华商经营联系在一起,促成土洋货双向流通;另一方面又将口岸市场与内地不同类型的商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以行栈商为核心的商品购销链或购销网。行栈资本具有贸易中介、信托代理、商品批发三项基本的商业功能,20世纪后在许多领域超越或取代了旧日的买办,使中外问主要商品的大宗交易为行栈所掌握,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特征的交易方式也从其经营活动中衍生出来。行栈资本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行栈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     

The Tra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terials in Hankou from 1872 to 1919

The inter-port tra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TCM) materials dominated business structure in Hankou in 1872 to 1919, while the transfer trade of TCM material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Before 1904, musk was the predominant trading medicinal material among all TCM materials traded in Hankou, followed by Rhus chinensis mill. In the modern times, Hankou ranked second only to Shanghai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 trading volume of TCM materials, since Hankou enjoyed a pronounced growth momentum then. If we look at each TCM materials’ market size, trading routes, and trading volume among various inflow and outflow ports, we can see based on the Hankou TCM materials trading structure that although there were changes from 1872 to 1919, the TCM business network and market performances formed in Hankou since the Qing dynasty did not sustain any disastrous impact from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and their original vitality had retained. This was primarily due to the huge market demand in modern Hankou, the TCM commod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veloped domestic market trade network in modern China.     

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贸易网络研究——基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视角

在区分中间/最终产品、一般/加工贸易后，描述了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贸易网络，并探讨了出口经验和产品关联如何影响企业进入网络从事出口和拓展优势贸易伙伴。结果表明：①出口地、目的国、出口地-目的国维度出口经验和产品关联可以显著地促进4种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企业进入特定贸易网络进行出口。②在位出口企业扩展优势伙伴方面，出口地-目的国维度出口经验对4种企业均有促进作用；目的国出口经验、出口地产品关联的促进作用集中在中间产品企业；出口地出口经验则集中在一般贸易企业。     

中国港口粮食运输格局演变及其动力机制

粮食运输关乎中国民生大计,而港口是其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本文以中国港口为研究对象,着眼于1982-2013年,从进出港、进出口等角度,深入考察中国港口在国内外贸易中的职能分工与变化,归纳其空间模式。同时,从粮食生产分布、产需差异、需求结构、政策等方面探讨其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港口粮食运输能力不断增强,出港格局先是“向环渤海地区集聚”再“轻度分散”,进港格局则从“以北方港口为主”向“较为分散”演化,环渤海港口一直承担着中国粮食的出口职能,粮食进口则由“北进”向“南北同进”模式演变。     

现代物流与区域商贸中心的发展——以临沂市为例

现代物流是区域经济的重要构成要素,可以降低区域经济运行成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对具有一定商流规模的区域商贸中心的改造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临沂批发市场闻名全国,是典型的区域商贸中心,但滞后的现代物流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应当积极规划发展现代物流产业体系,整合商流与物流,促进临沂商贸中心的持续健康发展。     

晚清时期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对外航线与港势地位的变迁

晚清时期,东南沿海一系列口岸相继开埠通商,其对外航线和港势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形成了中短程航线、跨区航线、远洋航线三种相互联系依存的航线结构。不同层次的口岸因对外航线结构不同而在功能上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形成了三个等级的港势地位。港口对外航线和港势地位与沿海物流和港口集散能力有密切关系。     

1906—1931年日俄经济势力在东北地区的空间推移——以港口、铁路、货物运销范围的变化为视角

日俄战争造成的南北满地理概念, 仅是以条约形式划定的非区域实体的空间分界范围。1906—1931年, 日本通过港口和铁路线的建设, 使其经济势力逐渐从东北南部扩大到东北北部; 同时, 俄国 (1921 年以后为苏联) 在东北北部的经济势力范围则逐步退缩。随着港口—铁路网的完善, 1931 年后日本确立了在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霸权。     

海贸与移民互动:17-18世纪闽南人移民海外原因分析--以闽南人移民台湾为例

17-18世纪是闽南人海外移民的高潮时期,也是台湾移民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台湾移民以闽南人为主,可说是闽南社会在海峡对岸的延伸.推动闽南人移民海外的内因是明中叶以来的人口压力,而16世纪中叶欧人东来以后带动的商贸和东亚、东南亚沿海地区的开发使对中国商贩和劳力的需求大增,则是吸引闽南移民的拉力.在整个17-18世纪,始终存在着华人海上商贸和海外移民的互动.闽南人冒险、重商的人文精神,则是使这种推力与拉力作用得以实现的主观原因.17世纪20年代以来,由泉籍郑氏集团主导的海外华商网络和台湾开发则是台湾泉籍人多于漳籍人和泉籍人主导台湾商贸的主要原因,这与17-18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和华人社会以闽南人为主、闽南籍者又以泉府人居多是相一致的.     

中国港口群内部格局与参与全球航运网络联系分析

基于2004-2019年中国沿海港口吞吐量数据,利用市场集中度指数、引力模型等方法对比五大沿海港口群内部竞合关系;结合全球TOP10航运公司2019年航线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描述各港口群参与全球八大航运区域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中国各港口群间内部竞争加剧,其中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港口群已形成多中心枢纽竞争模式,而东...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广东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粤东潮汕地区和粤西南地区,以及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桂西南地区和西江流域依凭13个口岸与香港展开了繁密的贸易往来.不同地区的洋货进口结构略有不同,而土货出口结构则差别极大,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此外,新辟口岸分流效应使原有的贸易路线发生转移,商路的变迁有规律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