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区域发展”论的理论价值

《中国地方志》近年来就钟英等同志提出的“区域发展”论展开讨论,这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区域发展”论是从方志学研究对象的设定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但却涉及构建当代方志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本文仅就其中几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意见。“区域发展”论的理论价值提出“区域发展”论的理论意义,我认为不在于方志工作者是否承担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而在于为方志学理论建设确立方志学的本体论,以此来构建方志学的学科体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恰恰又是提出“区域发展”论的同志所忽略而没有展开讨论的问题。论者强调从理论上重新定义方…     

柳诒徵的“史德”论探析

史学家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一书中对史德进行了系统阐述,其在章学诚、梁启超史德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其论史德,既强调“从德而史”,更突出“由史而德”,主要从“治史以畜德”的角度论史德。柳诒徵的史德既是对中国传统史德论的发展,从中亦可看出柳诒徵以一贯之的经世致用的治史特色。     

用心何其险恶——台湾“住民自决论”

“台独”分子曲解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捏造出莫须有的“住民自决论”来为其实现“台独”的诉求制造理论基础和舆论氛围。这一理论在发展变化之后,危害性更大,对祖国统一大业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经由“台独”分子的共同努力,“住民自决论”完成了传播地域从海外到岛内,从最初的只言片语到一个完整理论的过渡。     

“前亚当论”视域下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流变

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以“前亚当论”的提出为先导。“前亚当论”属于批判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一种“异端”思想,强调亚当并非人类共祖,人类族群有多种起源。古典多源论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复兴,为“前亚当论”再现提供了理论依据。美洲及印第安人被“发现”,为欧洲学者从实证研究角度论证“前亚当论”的合理性提供了素材。在此过程中,“前亚当论”受到一些欧洲学者青睐,建构了与传统单源论叙事有所区别的种族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为西方殖民政治辩护,成为现代西方种族歧视的重要根源。     

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课评价法

“什么样的语文课是好课？”目前,课程论专家、教材论专家、教育专家眼中的标准并不一致。在20世纪90年代对语文有工具论与人文论之争,进入21世纪逐步归结到课堂“以人的发展”为最高标准的口径上,在“综合”的旗帜下,许多语文课上得失掉了“语文味”,闻不到语文特有的气息。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

“史德”论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后经梁启超等人进一步阐发。柳诒徵在对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史德”论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     

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二)

第四节经济人类学的多元性货币论的展现 佐原康夫先生的学说整合了上述“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货币问关系论”、“区域货币论”、“多元性流通经济论”、“现货货币论”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且试图开辟新的战国秦汉货币经济史研究领域。佐原先生首先整体上对以往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提出如下批评：     

战后“日本文化论”的轨迹

战后40多年来,日本国内外对日本人及其心理、文化、社会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可分为几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都曾出现过具有时代特征的“日本文化论”。“日本文化论”一般亦称“日本论”、“日本人论”或“日本社会论”,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日本文化论”因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视角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兼与罗玉明、杨明楚、邓野同志商榷

如何评价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以及他在“五·四”运动后期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变化,是近几年陈独秀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陈独秀系统地形成了“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体系;有的认为陈独秀并没有形成“二次革命论”的系统理论,与此相反,陈独秀所主张的倒是“一次革命论”。上述两种观点笔者都难苟同。下面仅就陈独秀如何对待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一分析,来探讨一下陈独秀这一时期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过程。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破灭

江青勾结林彪并伙同陈伯达、张春桥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同志三次亲笔修改,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纪要》的理论支柱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认为建国17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的结合”以及所谓的“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纪要》的出笼是自上而下的、空前的、全国性的、关乎存亡大局的一次重要发动;在江青亲自组织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把盖子完全揭开。一场猝不及防的劫难席卷文艺界,继而教育界,继而各条战线,揪北京市委,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艺界的领导干部成了阎王殿里的黑线头目,文艺团体和机关成了裴多斐俱乐部式的黑窝,作家艺术家掉队了、烂掉了、叛变了,成了黑帮黑线人物。在一次会上,江青一口气枪毙了50多部电影,禁锢200多部影片,建国以来绝大多数作品顷刻变为毒草。《红河激浪》一案株连数千人,《     

恶毒攻击中国的人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等种种谬论,在西方国家不时冒出。中国的国际形象因而受到伤害,发展进程受到干扰。散布这些谎言的,是一群“恶毒攻击中国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攻击中国,目的何在?他们又是如何给中国抹黑的?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

纵观日本亚洲主义的源流与异变,可以了解其如何从早期“兴亚”论经“国粹”论至后期“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同文”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步步走向侵略主义的结局。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分析这个思潮的早期形态如何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如何加速膨胀,由此探析日本右翼思潮源生与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人们对其做更清晰的剖析与更深刻的批判。     

土地所有制与中国奴隶社会

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七十年之久，有论者将七十年采的研究成果归纲为”三论五说”八种不同意见。三论即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这是早在40年代形成的三种主要意见。五说即后起的与战国封建论意见相近的春秋统一说和秦统一说，与魏晋封建论意见相近的西汉统一说，东汉统一说和东晋统一说。近年来又出现一种无奴隶社会说，持这种意见的论者或认为“夏商是封建社会”，或认为“夏商二代可以称之为‘氏族封建时代”’。说法虽然不同，但都“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模式”。都认为中国在原始社会之后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     

李鸿章的“弱国”“和戎”思想析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典型特色是“弱国”“和戎”四字。它大致可以包括“外交内政表里论”、“诚信相交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论”、“以夷制夷论”、“权宜变通和通情款论”、“弃藩保疆(本)土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现简析如下:一李鸿章的“弱国”“和戎”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在晚清的盛衰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萌生于明清之际。由于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曾经一度流行。晚清,由于西方近代学术的大规模涌入,两说盛行一时。当时提倡西学者,几乎无不论“中体西用”,道“西学中源”,可见两说是有助于西学输入中国的。随着西学输入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两说的弊端也日益暴露。1890年前后,首先出现了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但也引起了卫道者的强烈反弹,王仁俊、刘岳云等捍卫此说,撰成《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张之洞的《劝学篇》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改造,并对“中体西用”论加以系统阐述,是一个折衷新旧的救时方案。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两说都在20世纪初叶为时代所迅速抛弃。“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交相为用,其演变和消长反映了我们这一文明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独特途径。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发微

<正>明清时期是帝制中国的晚期,积累了数千年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思想演进、社会生活变迁、阶级关系调整、文化与科技创新之成果,在此基础上,按照自身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在默默前行。虽然,来自国内外的滞碍很大,但学界的独立探索却从未停止。所谓“中国历史停滞论”,“西方中心论”,“明代倒退论”,中国明清时期“有增长无发展论”“过密型商品化论”等,被中国学者的经验实证研究结论所突破,帝制晚期中国道路的探讨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民族认同危机还是民族主义宣示？——亨廷顿《我们是谁》一书中的族际政治理论困境

作者认为,亨廷顿的新作是其“文明冲突论”之理论框架的缩小版(美国版),即美国本土的“文化冲突论”。本文通过对“两论”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的梳理,结合亨氏政治学理论的相关观点,分析了美国“文化冲突论”中有关“核心文化”、“美国信念”、移民问题、多元文化主义等论说中的实证矛盾和理论悖论,驳议了亨廷顿解决美国“民族认同危机”的外敌指向。文章认为,“文化冲突论”是立足于种族主义立场的美国民族主义的宣示,其实质是以退为进的全球霸权主义。     

日美核能合作的历史缘起(1945-1955)

日美核能合作是迄今世界上唯一原子弹“轰炸国”与“被炸国”之间的合作。美国对日核政策的演进路径既是其全球战略的内在要求,又是绑架日本依赖美国发展核能构想的必然产物,更是约束日本核武装诉求的因应考量。“天佑论”“无核战败论”与“产业革命论”等认识逻辑,折射出日本对核能需求的内生性与主动性。日本与美国合作的意图在于打破发展核能的政治限制,摆脱技术落后与核材料不足的瓶颈约束,提升本国发展核能的研发水平,进而为潜在拥有核武装能力创造初始条件。揭示日美核能合作的历史缘起,既客观铺陈了日本在与美国核能合作中蛰伏着“军事利用”的选择性与可能性,又有助于理解战后日本将“作为核电的原子能”与“作为核爆的原子能”进行结合的内在逻辑。     

日伪时期的《东亚联盟》与东亚联盟运动

中日战争期间,为侵略中国并在思想上控制中国,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抛出了“东亚联盟论”,并与木村武雄等人组建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东亚联盟论”提倡以“共同国防、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以及文化沟通”为基础,建立日满华同盟,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影响较大的侵华理论之一。在“东亚联盟论”思想的指导下,木村武雄与石原莞尔等人开展起来的东亚联盟运动,宣传“王道主义”蛊惑东亚他国民众,极具欺骗性。从《东亚联盟》期刊发展的脉络看,东亚联盟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以政治运动和半宗教半政治运动为特点。但无论侵略者们进行怎样的装点与掩饰,都掩盖不了“东亚联盟论”及其运动的侵略本质。     

刘、章“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

在我国史学史上,唐代刘知几首次系统地提出历史家应兼备才、学、识三项条件,被后世学者持为评论史家的标准。时过千余年,清代章学诚又以其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充实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受到人们的称道。对刘、章二人所论史家各项条件的涵义以及二家理论的相互关系,目前史学界尚存在不尽一致的认识。或以为刘氏所论的“史识”已包涵了“史德”的内容,只是未标以独立的“史德”之名目;或以为“史德”是章氏首倡的一个史家条件,与刘氏的史识论并无关系。但一致的观点是,章氏首次把“史德”作为一个独立于“史才三长”之外的条件,提出了史家应兼备德、识、才、学四个条件的理论。本文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