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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文化》2020,(1)
在北方旱作农业的研究中,有关黍、粟比例的问题,存在同一遗址或区域植硅体和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相矛盾的现象。黍、粟种子在炭化过程中保存下来的概率是否存在不同,进而导致植物考古统计分析出现误差,是解释上述矛盾的关键。通过现代黍、粟种子的炭化模拟实验,发现黍的炭化温度区间(250~325℃)远小于粟的炭化温度区间(270~390℃),说明在考古遗址中黍被炭化保存下来的概率要远低于粟,浮选结果中黍的含量可能会被低估。以炭化植物遗存研究黍、粟旱作种植格局,还需结合植硅体方法加以验证。相比于黍,粟一般具有更多的直链淀粉含量,因此种子颗粒的淀粉晶体结构强度更高,耐热性更好,这可能是粟比黍更耐高温,炭化温度范围大于黍的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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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物》2015,(3)
新街遗址是一处位于渭河流域,灞河东岸黄土台地的聚落遗址。该遗址从仰韶时代晚期延续至龙山时代早期,又以仰韶晚期的遗存为主。对新街遗址开展的系统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稻、小麦、大豆和大麻六种农作物以及其他可鉴定的植物种子还包括狗尾草、野燕麦、野大豆、胡枝子、草木樨、藜、酸模叶蓼、委陵菜、异型莎草、一把伞南星、水棘针等。新街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中,粟、黍和水稻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而又以粟为最,这种农作物组合体现了新街遗址所在地区的旱稻混合农业经济模式。小麦、大豆遗存在新街遗址亦有少量的发现。通过对杂草种子组合分析,可以发现,以狗尾草、藜为代表的旱地杂草的数量远高于野大豆、异型莎草等湿地杂草,这一方面可能与当地粟作农业的大规模种植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新街遗址稻作的田间管理达到了一定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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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郑州商城遗址2009~2010年度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获取了较为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四类农作物遗存、部分禾本科杂草种子及少量豆科、藜属、蓼属、水棘针、苍耳、葡萄属、桃核等植物遗存。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农作物遗存在各类炭化遗存中占有主体地位,其中又以粟的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为最高,水稻、小麦次之,黍最少。这一结果表明,在以郑州商城遗址为代表的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其中粟种植为主,水稻、小麦、黍种植为辅是该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此外,实验结果还表明,二里岗文化时期郑州商城先民同时还存在对桃属、葡萄属等可食用果类的利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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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漯河地区四处龙山时代晚期中小型遗址(寺疙瘩、凌云台、善德、大悲寺)调查发现的炭化植物遗存为切入点,探讨淮河上游南部地区的农业结构。浮选出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属、小麦5种农作物,狗尾草属、马唐属等旱地与荒地杂草。量化分析显示漯河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中小型遗址的作物结构以粟为主,黍为辅,普遍伴出少量稻、大豆,可能出现小麦。综合已公布的研究资料,认为龙山时代晚期淮河上游广大区域内的农业结构趋于一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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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物》2018,(6)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包含有仰韶中晚期、龙山中晚期、二里头时期及东周时期遗存。该遗址在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发展成为石器制造中心,在伊洛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时期的生计结构,我们对灰嘴出土的28件切割工具(刀、镰和矛)进行了微痕、淀粉粒和植硅体的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刀和镰主要是用来收割栽培谷物,包括粟黍、薏苡、小麦族和稻谷,但也收获或加工其他植物,如大豆和多种块根类植物,如山药、百合科、栝楼根等。结合浮选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可知先民在灰嘴居住的两千多年历史中的生计形态变化表现为:仰韶时期是以粟黍-薏苡为主,到龙山、二里头时期逐渐转变为以粟黍-薏苡-麦类-大豆为主,同时始终以稻米和多种块根植物为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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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孙家岗遗址2016年度发掘采集的85份样品进行浮选和鉴定,获得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植物遗存。其中农作物种子数量最多,包括水稻、粟和黍。农作物的分析结果显示,孙家岗遗址以稻作农业为主,并种植有粟、黍。粟类作物的出现再一次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旱作农业就已经传播到澧阳平原地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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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孙家村吴国铸铜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植物浮选出稻、粟、黍、小麦、大麦、大豆等农作物和黍亚科、豆科、藜属、苋属、藨草属等杂草以及葡萄、芡实、菱角、栎果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遗址的周代农业生产为稻旱兼作模式,各种谷物在不同时期农业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生产模式自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晚期经历了以稻作为主到稻旱持平,乃至旱作居上的演变过程。孙家村遗址的发现为深入研究宁镇地区先秦时期社会经济提供了新材料。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