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所见明清民国陕西宗族制度与风习

陕西存世的碑刻丰富,其中有许多记载明清以来宗族问题的资料。将宗族谱系刻石,立于祠堂之中的碑谱,除了记忆世系功能之外,也是为了祠堂祭祖活动所需,谱牒是祖坟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祖先,一般是元旦拜贺,清明墓祭,冬至祠祭。族会依据祭祖时间可以分为清明会、冬至会,或统称为祭会。宗族利用祭祖对族人开展教育。祠堂是祭祀祖先的所在,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祠堂的维护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务。晚清时期的宗族活动显示出宗族与地方官府的密切互动关系。     

徽州私撰家谱与公修族谱的差异

祠堂、族谱、族田是近世家族制度的三项标志.明中叶,近世家族制度形成以后,宗族设立谱局修谱成为纂修族谱的主要形式,但也还存在个人撰写家谱的现象.设立谱局修谱为公修族谱,个人撰写家谱为私撰家谱.本文主要从规模、篇幅与流传形式,体例与内容,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三个方面,对徽州私撰家谱与公修族谱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发现"永元八年"汉代画像石祠堂

2020年5月,淮北市文物部门组织清理了淮北市相山动物园原"鸵鸟园"区域,发现一处被严重破坏的汉代祠堂基址,并在祠堂盖顶石上发现了"永元八年"(96年)纪年题刻.经研究,可知相山祠堂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体量最大、有纪年题刻、建造相对考究的一座抱鼓石式祠堂,极具文物价值,为进一步研究这种建造风格独特的汉代祠堂提供了新的素材.     

勿忘国耻 珍惜和平——记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滦南县潘家戴庄大惨案遗址

潘家戴庄大惨案遗址 ,坐落在河北省滦南县城北 8公里的潘家戴庄村中 ,由抗日战争殉难同胞纪念碑、碑屏、“千人坑”遗址和圆丘坟墓组成。潘家戴庄大惨案 ,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地区最大的惨案。 194 2年 12月 5日 ,日军为报复我迁滦卢基干队和地方游击队的伏击 ,纠集驻张各庄、司各庄等地的日伪军 2 5 0余人 ,在日军第 2 7师团第 2 7步兵团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长铃木信的指挥下 ,包围潘家戴庄 ,把全村群众驱赶到村东大场。敌人用棍棒、刺刀杀死村民 10多人后 ,又逼迫群众挖掘长 10丈、宽 7尺、深 6尺和长 2丈、宽 1 5丈、深 5尺的大坑各一个 ,…     

汉代墓地祠堂研究

两汉时期,墓地祭祀普遍.《论衡·四讳》记有:"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汉书·朱邑传》亦载:"起冢立祠,岁时祠祭."帝王陵墓建有陵(祠)庙,另有寝殿、便殿等设施,其他等级墓葬则修建祠堂以供祭祀,渐成风气,"广种松柏,庐舍祠堂"(《潜夫论·浮侈》)、"中者祠堂屏阁"(《盐铁论·散不论》)、"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汉书·龚胜传》).祠堂还有享堂、食堂、斋祠等名称,随着推广普及,其作用也得到延伸,蔡邕在《郡掾吏张玄祠堂碑》中即言:"先考积善之余庆,阴德之阳报,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铭,式明令德,以示乎后."[1]关于汉墓地祠堂,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墓地祠堂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潘振承的成功之道

清代的广州,曾经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操纵在十三行商人的手里,由此培植和造就了为数不多的富商大贾,其中以潘家发迹最早、财富最为炫目,“镬底镶金”,羡煞旁人,成为城中美谈,被中外誉为羊城首富。究竟潘家是如何发家致富?这恐怕是众人关心的问题。翻阅过去研究成果,学界似乎对潘家子孙后代,如潘有度、潘有为、潘正炜和潘仕成的事迹较有兴趣,论述较丰,而对潘家人粤寄籍始祖、创业功臣潘振承则鲜有论及。     

鲁西南地区祠堂建筑保护利用研究

祠堂建筑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利用好祠堂文物建筑,同时研究好、阐释好祠堂蕴含的故事和历史文化、家国情怀,对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大有裨益。针对鲁西南地区菏泽市和济宁市的祠堂文物建筑做了详细介绍,着重对菏泽市祠堂建筑的保护利用现状、经验和前景加以研究和总结,以期为进一步加强鲁西南地区和其他区域祠堂建筑保护和利用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广西家谱收藏现状与征集对策

家谱,也称为族谱、宗谱、世谱、支谱、房谱、世牒和家乘等,是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渊源、繁衍、迁徙分布、婚配嫁娶、行为职业、教育程度、人物事迹等方面情况的重要史籍。一部完整的家谱,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祠堂、坟茔、宗规家训、恩荣、像赞、艺文、纂修人名、领谱字号等。[第一段]     

祠堂孝敬祖先，团结宗族

早在战国时期,祠堂就出现了,但在住宅内或附近祭祀群祖的近世祠堂,却是元代后出现的。自元以后,不仅贵族官僚,就连士庶人家也在祠堂祭祖。有的家族甚至是先建祠堂,后建住宅,比如乾隆时期的福建莆田,它的祠堂多得把县里五分之一的地方都给占了。     

明清以来苏闽宗族祠堂比较研究

明清以降,中国境内宗族组织获得了巨大发展,与宗族组织的发展相适应,民间社会倾力建设祠堂的积极性高涨。明清时期的官府尤其是清政府对祠堂建设采取鼓励和劝导政策,将之视为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我们从江苏、福建两地祠堂的地域比较中看到:两地宗族祠堂建设中存在诸如众力协作、推崇科第人才等共性,同时也存在兴建主体上的某些差异,譬如,江苏宗族祠堂建设中的主角是士绅,而福建宗族祠堂建设中则活跃着更多商人的身影。延续到当下社会,福建宗族祠堂建设融入了海外华人力量,于是呈现出雄伟壮观的态势,而在江苏则较难见到宗祠的踪迹。     

潮州祠堂建筑的文化心理分析

祠堂是潮州城乡一道亮丽的风景。潮州处在南海之滨,偏于粤东一角,地理位置偏僻而闭塞,宗法文化非常兴盛,宗族观念深入人心。祠堂是中国宗法文化的重要载体,自明代中期宗族礼仪庶民化之后,祠堂作为构建宗族组织的重要内容,在潮州大规模兴起,民间修祠供祖蔚然成风,宗族祠堂遍布潮州城乡。     

浅谈古代祠堂建筑的现代功能

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孙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祠堂作为活动场所。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古代祠堂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宋代家祠研究

中国祠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祖先崇拜,诞生于周代宗庙,经历汉代墓祠、唐代家庙,到宋代发展成为家祠,即设置在住处房屋内或房屋旁的家庭祠堂。本文论述了宋代宗族群体的形成,朝廷对宗庙制度的讨论,士庶祭祖出现新形式家祠的特点,朱熹《家礼》对民间祠堂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与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主要设置在首都的唐代家庙不同,和明清时代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的宗族祠堂也有区别,宋代家祠处于唐代家庙至明清宗族祠堂的过渡状态。宋代家祠处于中国祠堂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江苏徐州东沿村出土东汉祠堂画像石浅析

徐州汉王东沿村两处墓葬出土画像石基本为汉代祠堂画像石的再利用,以祠堂左、右壁居多,另有后壁及顶板石。相关石材可配置9座单间平顶石祠堂,规模不大,以南向为主,少量北向。两处发现的祠堂画像石体现出相应的发展变化,反映出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墓外祠堂的推广普及和墓祭的发展完善。     

新祠堂,我的小学校

新祠堂,我的小学校文／齐子义栏目主持人：戈佑君新祠堂是对旧祠堂说的,它坐落在齐营的东南方,离我家最近,我在这里读完初小。听老人说,自从有了新祠堂,老祠堂便一日一日萧条,没人理会了;我只记得它一直是联保处,平时门紧闭着,如惩罚人,就是叫来“不规矩”的人...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下）——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

从宋初开始,民间就纷纷建祠、置田和修谱,希望通过祠堂、族谱从精神上,族田从物质上团聚族人,形成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借以敬宗收族,重建家族制度。①在富东,罗李两姓三族几乎都在明末清初时期完成了一整套家族制度和规范的建设。     

协调融合 古祠重辉——名人祠堂古建中的展览工作浅探北大核心CSSCI

展览与空间密不可分,成功的展览应与其所在空间的特性协调统一。在名人祠堂古建中进行展览工作,即应考虑展览、祠堂、古建三者的融合。通过展览的方式,讲述祠堂所祀先贤的事迹,彰显其精神品质。考虑祠堂的基本功能,在展览中设置满足祭祀功能的陈设。注意展览逻辑与古建格局相适应,形式设计与古建风格相符合,保证展陈施工对古建本体的保护。     

论穗港两地祠堂的保护与利用

通过穗港两地祠堂保护现状的分析,对两地祠堂未来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变化以及地方认同的建构

祠堂曾经是佛山标志性的文化景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祠堂文化景观也发生了改变。在对佛山市区现存祠堂景观全面普查的基础上,选择位于城乡边缘带和城中村的典型社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表明,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在空间和功能上都发生明显变化。尽管其呈现出现代化、多元化的倾向,但通过集体记忆和怀旧空间的地方形塑,仍然强化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地方认同感。而且,在快速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地方与认同的关系既受到外生文化渗透的影响,又有内生文化认同作用的增强。祠堂文化景观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地方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与之相应,地方认同也正在重新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