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

在与世俗权力纠葛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往往呈现为两种文本的信仰表达形式。显在的信仰文本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仰表达,除了呈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地方信仰的实践本身也是村落的"人格"在信仰世界中的具象表征。相比之下,民间信仰实践的隐藏文本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性的信仰表达,在性质上是对地方社会传统信仰结构的延续。实践中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性与信仰的意志性相形而生的概念,地方信仰的"真实"并不是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建构形态,而是一种脱离于权力意志和具有独立运作逻辑的精神世界。     

皮场大王信仰源流考

皮场大王信仰起源于北宋东京,本为土地神,因邻近皮角场得名。其原型是毒蛇壁镜,因"灰药救疾"而被奉为医药神,进而被附会为雅驯的古神农等。南宋时,临安礼部贡院之皮场庙成为士子应试祈祷之所,江浙地区成为信仰中心,受多种因素影响,至明清盛行不衰。明清时期,以全国性中药材集散市场安国县为中心的信仰圈,异化为邳彤信仰。以开封为中心的信仰圈,多讹传为裴昌、皮匠等。在国家礼制、地方社会、移民群体等影响下,皮场大王信仰从起源、异化到地域扩展甚广,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环境、民众祈求与国家礼制关系的互动,是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中祠神变迁的典型个案。     

论山东海洋民俗的旅游开发

海洋民俗旅游是山东民俗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讨海洋地区的饮食、服饰、居住特点和信仰与禁忌等民俗概况,分析青岛天后宫妈祖文化、荣成渔民节等节日。了解山东海洋民俗旅游开发的现状,在发展海洋民俗旅游方面山东存在的经济效益低、影响力不足等问题,进而提出了加强宣传、创立品牌等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策。引言地球表面71%是海洋,因而成为未来人类开发的主要空间。大海的独特性运营出独特的海洋文化,在生态旅游环境下看待的海洋民俗,海洋民俗是沿海居民在长期与海洋搏斗过程中逐渐积累沉淀而成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包括节日民俗、渔民禁忌信仰以及在饮食、居住、语言、服饰方面等文化。大海的     

《明清以来徽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研究》评介

正如众所知,传统民间信仰和祭祀习俗攸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并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之一重要现象日益引起中外学界的关注。明清时期,徽州传统民间信仰具有多元性。近年来,随着徽州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有关徽州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与信仰习俗的研究逐渐成为可能,亦日趋受到相关学者的     

清初苏州的道教与民间信仰——穹窿山施道渊的个案

清初苏州道士施道渊(1617—1678)的有关文献记载颇丰,为研究正统道教与当地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道教神祠与"灵媒"信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例证。本文梳理这方面的研究现状之后,介绍了施道渊的有关文献,特别是他如何应对地方信仰,尤其是"五通"崇拜的有关史料。施道渊常应苏州当地士绅之邀,主持禳灾祛邪的仪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役使经典道教雷法传统上的各类"武神",同时还将地方神明纳入其神役体系。因此,像"五通"这类具有"正邪"两面性的神明,在某种程度上被"驯服",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有的田野调查显示,尽管"五通"仍然具有一定的边缘性,但是整体上已被纳入了主流道教。     

清代广西天后宫的地理分布探析

民间信仰地理研究是文化地理学的内容之一。民间信仰最有地域特色的是地方神信仰,妈祖信仰的一个物化表现就是分布在各地的天后宫（或妈祖庙）,这些庙宇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天后信仰的传播及影响范围。在对明清时期被沿海民众广泛信奉的天后研究中,很多学者在妈祖的身世与生平、信仰的起源与传播、历代赐封、信仰圈等多方面硕果累累。     

五将信仰与明清时期府江中游地区社会变迁

五将信仰是府江中游地区最为重要的民间信仰,其形成与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变动息息相关。五将信仰中的不同元素事实上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被不同的人群添入其中,而这一过程又全息地投射出明清时期府江流域社会变动中的重大历史问题。     

传统社会修庙活动评析——以山西寿阳县庙宇碑刻文为中心的的考察

在中国传统社会,各种神灵信仰构成了底层民众的基本精神世界。他们通过不断翻修倾圮的庙宇来延续其神灵信仰,希望藉此求得神灵的庇佑。因此,各地都留下了很多修庙碑刻。通过对山西寿阳县现存修庙碑刻文的考察可知,地方翻修庙宇活动是传统社会的一项浩大工程,对于基层村社自助组织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在地方生态环境的维护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     

明清之际粤东大埔县白堠村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巨变,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还有许多具体细节以及变迁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妈祖神光耀海明——漫谈汕尾民间妈祖信仰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化形态是近几年才被提出来的,妈祖信仰,大致可追溯到宋朝时期。妈祖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化、风俗、信仰等等诸多方面。妈祖化传入汕尾以后即与汕尾的地方化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行囊

《到英国的理由》 据说，英国是世界上被书写得最多的国家。但每个英国人吹的牛都不一样，每一英里也都有其特色。对一个岛来说，还有什么比环游其海岸线更能看清它？英国没有一处地方距离大海超过65英里，在伦敦居住了十多年的美国人保罗·索铅，想一探不列颠的究竟。     

温州杨府侯王信俗及主要特色文化活动综述

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大多衍生自民间信仰。杨府侯王信俗是温州地区历史最为悠久、信众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刻的地方俗神崇拜,是温州民间信仰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要解读温州民间传统文化,离不开杨府侯王信俗。本文主要从各地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活动,梳理杨府侯王信俗在温州不同地区的演变进程及其价值意义。     

庙、庙会、仪式与神圣感——以泰山王母池为例

庙宇信仰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从信仰形态、组织结构入手1,或者以信仰作为分析地方社会的切入点2进行发挥,多有卓识。本文不揣浅陋,尝试直接面对庙宇中的神灵信仰本身,试图分析在王母池道观内,神圣如何自我呈现,信仰如何被唤醒;人的活动在神圣感的生发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泰山王母池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确定为宗教活动场所,由泰山管委宗教处统辖,主祀王母娘娘。常住坤道五人,另有挂单道徒若干。泰山庙会是一个庙会群,会期集中在每年的春秋两季。     

增福财神的信仰历史与当下现状

增福财神又称增福神,最早出现在河北、山东等地。元代碑刻记载了增福神的传说和信仰,称该神在五代、两宋得到过朝廷的敕封。元杂剧塑造了增福神的形象,描写了当时增福神信仰的流行情况。增福神的上位神是东岳大帝,因而他主掌地狱各司,也掌管人间衣禄食禄、贵贱高下,故又被称作福禄之神。明清时期增福财神信仰已流传到华北各省,多地志书都曾记载过增福财神庙会。清代以后,随着五显、赵公明、关公、比干等财神的兴起,增福财神逐渐被取代,只是信仰并未消失。河北曲周县相传是增福财神李诡祖生前任职、死后葬身的地方,信仰氛围一向浓厚,今天仍保留了较多的民间传统色彩。     

中国史前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新探

中国史前社会上层墓葬中,有以玉质昆虫随葬的现象,此与昆虫信仰有关的传统绵延不绝,在商周玉器和青铜器纹饰上有更丰富的表现,从而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多被认为与古人再生信仰有关联。本文对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和辨识,提出中国史前时代即已经出现对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的信仰,涉及的昆虫主要为蚕和蝉,主要内容包括神鸟、神兽及社会上层人物之间的萨满式沟通和转化。这样的能力在萨满式宗教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社会上层以珍贵材质物化这样的信仰,以表达自己的特殊萨满能力和权威。     

民间信仰的多元图景——以武烈帝陈果仁为例

隋唐以来,武烈帝陈果仁便是常州及附近地区重要的神祗,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列入官方正祀。但陈果仁本人的事迹却在正史编纂和民间传说中,有着极大的差别,并渐渐地从历史性的形象转化成为复数性的、非历史性的形象,呈现出一副极为复杂的图景。而官方、士人、民众等不同社会阶层对待他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国家力图实现对民间信仰的控驭,地方士绅则希望以此来维护地方利益,普通百姓则可以通过信仰来获得心理慰藉和进行娱乐。而正是通过民间社会和国家间的不断互动和交换,民间信仰才得以发展起来。基于此,本文便拟通过考察陈果仁从人到神的过程及其在民间的影响,来展现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所体现的不同图景,以探讨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海外移民与宗教仪式回传——甲午年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回銮

论文以甲午年(2014年)闰九月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回銮活动为例,分析了当代社会海外移民通过将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回传而对中国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宗教层面看,祖师百年回銮实现了信仰体系的循环与完善,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改善注入了新元素。从移民历史来看,潮人移居海外,同时在海外将潮人信仰理念传播开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与移民共同迁移的祖师信仰也可以实现"返乡"——仪式回传。祖师信仰及其仪式的回传,结合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乡地方社会的信仰体系。从慈善事业角度看,善堂的慈善事业,救济贫苦,施医赠药,造福人类。在潮汕乡村,随着宗教信仰的苏醒,慈善事业也随之兴起,这对发展中国慈善事业有重要意义,同时慈善事业在中国乡村的发展,也影响了乡村的地方经济。     

浮动的“中心”：湄洲岛妈祖信仰空间考察

台湾的祭祀圈（信仰圈）理论,为研究汉人民间信仰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体系架构。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具有完全民间性的特征,这与湄洲岛的妈祖信仰不同。湄洲岛的妈祖信仰空间由本岛十四间妈祖宫与祖庙组成,其祭祀组织可划分为以祖庙为中心的地方性信仰组织与全球性信仰组织。前者具有民间性特征,祖庙作为全岛祭祀中心,与各社区有着紧密的互动联系,中心与地域相叠合;后者则因国家政治、地方形象塑造和旅游经济等外力的介入,形成官方与民间并行的权力结构,本岛社区在祖庙管理中被边缘化,信仰中心浮动于地域之外。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