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

开宝七年,在以相州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废乡令”得以落实,原来的“乡”被“管”所取代,其功能主要由户长来体现。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贯彻开宝废乡令,也有个别的地区是在乡之下再设管。北宋前期的乡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功能,里已沦为和自然村类似的地域区划单位。乡以及相州地区的管均设有耆长、壮丁来负责治安、词讼等行政管理工作。耆长所辖的区域又被称为“耆”。耆是县之下的专项行政区划单位,但一般不作为地域区划单位。县和耆直接发生关系,不以乡为中介。     

论宋代基层区划: 乡的边界及其划界原则

北宋元丰年间以前,乡是县以下一级“实体政务”区划,其数量和幅员随着人口的损益而变化,故边界尚不稳定。王安石变法之后,乡的行政职能被大大削弱,“乡系户口”的功能也随之消失,乡界逐渐稳固下来。保甲法、经界法等基层改革都是在乡内完成,并不跨乡编排,这种政策性的规定强化了乡的整体性,使乡界变得越来越清晰。依据乡所邻对象的差别,可将其边界细分为四类: 乡与乡的分界;乡与路州军县等政区的分界;乡与行政治所的分界;乡与市镇的分界。从现有材料分析,乡的划界大体上遵循“山川形便”原则,这既是为了基层官员管理的便利,又符合自然聚落形成的规律。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宋代的乡村之坊

宋代除了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单位性质的坊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乡村之坊。这类坊大多设于县内经济水平稍高的草市或墟市,但并未完全脱离乡村形态,故可以称之为村坊;最为常见的类型是酒坊和醋坊。村坊具有分属不同的行政机构、废置无常以及多由地方豪户买扑等三大特征,其管理方式为层层托管,实际负责人主要为乡村耆长。与乡、里、都、保等基层区划单位相似,村坊也存在地域化与聚落化的演变趋势。就地域化而言,由于村坊所售之酒、醋有相对固定的销售范围,使其能够指代某一特定的区域。就聚落化来说,如果某村坊在一地存在的时间较长,会以此坊为中心形成新的村落。作为聚落化的名称,坊与乡、里、都、保等基层区划单位并无太大差别,可以作为民众的身份标识及进士籍贯的表示符号。     

街道志的“界”与“度”——以《瘦西湖街道志》为例

<正>乡镇是我国传统的地方行政建制,也是目前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建制。街道的行政地位与乡、镇相同,都属乡级行政区,但街道作为行政区划的出现远迟于乡镇,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废除保甲制度后,才在城市设立街道。街道的管理机构为街道办事处,是市辖区、县级市、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街道党（工）委是设立在街道的基层党组织,不是设在办事处的党组织。乡、镇政府是一级地方政府,权力是乡镇人大授予的;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权力是上级政府赋予的。街道与乡镇有所区别,街道志和乡镇志也就不能完全等同。     

探寻《史记》与县志中间之路

中国行政的区划,县一级举足轻重,记述其发展历程的县志,同样举足轻重。老县志多是精粹的,它通常字数少,页数薄,内容却厚重。时下,县志写作有了变化,字数渐多,页数渐渐变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行政村”可不可用

[摘自2004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有读者反映,在本报刊登的文章里,经常见到使用“行政村”这个词,缺乏法律依据。读者提出这一论点的依据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到县、自治县一级分为乡、民族乡、镇。村不是一级行政区,即不是设有国家政权机关的一级地区。那么“行政村”提法对不对呢?要弄清这一问题,先要弄清这个词的含义。根据很多人通常的理解,它并非指的是某一级国家行政区,而是“设有农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所在地”。分析它的成词原理,就可以发现“行政村”这个叫法有一定道理。《现代汉语…     

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唐宋坊市制崩溃以后,明代地方城市中“坊”之情形。明代地方志所记之“坊”,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四种不同涵义。牌坊为旌表建筑物,街坊为居民居住区,乡坊之“坊”是人文地理概念,指城内外一定地理区域,坊图之“坊”等同于里、图。作为“地域实体”的街坊,其形态已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坊市,表现为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其规模较小。街坊与城市里甲密切相关,是城市里图区划的基本依据。     

一个不容忽视的修志难题——非建制区修志刍议

非建制区，本文指改革开放以后，各市因经济发展需要，从本市各县区中，划出一特定区域，由市派出机构管理的“区”。它有具体的行政管理区划，但这一区划的地域是从建制区中“借”出的；它有一个行使县区管理职能的“区管理委员会”，但这只是市派出机构，而非一级政府。     

再论秦迁陵县的乡里组织及相关问题

里耶秦简所见属于迁陵县的乡名有4个,即都乡、启陵乡、贰春乡和平邑乡,其中平邑乡是都乡短暂使用过的名称。属于迁陵县的里名有16个,即都乡的泉中里、高里和阳里,启陵乡的成里、贞阳里和渚里,贰春乡的南里、舆里和东成里以及属乡不明的少里、安成里、尚里、武安里、平里、阳成里和南阳里。里级组织变化较大,存在改隶、更名、撤销等现象。迁陵县相对稳定的乡里组织是3乡5里,即都乡下辖高里、阳里,启陵乡下辖成里,贰春乡下辖南里和东成里。迁陵县的乡里组织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情形要复杂,而且对于秦朝而言,这种乡里组织的不稳定现象恐怕不是个例。     

宋代江南西路基层区划——乡的调整及相关问题研究

宋代基层区划的调整主要以"乡"为单位,乡的调整方式有割、分、并、换四种。乡的调整必须考虑地方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否则就会造成税收不便、风俗杂乱等问题。乡不仅在地域上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在调整过程中表现出难以分割的特性。以往认为乡在宋代已经完全"地域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宋代的乡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地域空间单元",它是维系其他基层区划运作的地理空间。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高聪明北宋结束了中唐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辖区内行政、军政、财政的统一。就其中的财政方面而言,三司作为中央一级的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大大加强,改变了唐后期以来地方节度使擅财的弊端,因而也就有了这样的...     

老昆明影像

云南的行政建制和区划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1276年,元朝正式设云南行中书省,把行政中心从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从此,"云南"成为一级行政区划的称谓,而昆明则成为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仿内地建     

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

提点刑狱司是宋朝首创的专门化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是继转运司后设立的又一个对州县进行监管的重要路级机构。从提刑司制度所反映出的宋代路级机构某些共性的特征来看:它们具有较固定的行政管理区划,处于地方一定的行政管理层级之中,有大量的行政处置权力。因而宋代的"路",尤其伴随着中央下放除监察权外的大量行政权力到转运、提刑等机构之后,可以被认定为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宋代的"路"是一种权力多源化、分权制衡、集权于中央的新型地方行政体制,是宋代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创新和贡献。     

“金梦”痴美族内幕

“金梦”是北京一支时装模特表演队的名字。与我们通常所知道的时装模特表演队不同,她不是青年的群体,不是时装设计师们更新频率极高并源源不断推向社会的各类时装的流动橱窗,她是自由的飞鸟,有时出现在蓝岛商贸大厦“母亲节”的T字舞台上,有时出现在中山公园里举办的大型文化艺术节活动中,有时出现在大钟寺编钟陈列厅的厅堂里,有时出现在陶然亭公园的消夏晚会上     

关于陕西省各县驻地建置镇的命名、更名问题

<正> 建置镇(以下简称为镇)作为县下面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在我国起源相当早。至少在北宋中期,它已在全国多数县中普遍设立了。在我国现行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它和乡(或人民公社)一样,也是上属于县而下辖村(或生产队)的基层政权组织。但镇     

乡场与晚清四川团练运行机制

从县衙到乡村的行政统合运转为着眼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的“场”从经济社会的中心地成为政府认可的实际行政层级,统辖乡脚、团保及属场。围绕团练等“公事”,县政中形成了“以团养练”等包干式的财政供给机制、“议粮”为标志的议事程序、公局“席位”等代表性人事保障机制。“公事化行政”通过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体制机制,含纳并汲取社会中的人力、经济、代表性等资源。以乡场为承上启下的枢纽,县政得以运行。     

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

宋代存在着各种准政区。其中对于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以发运使、总领、提举茶马、提点坑冶所管辖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以发运使等为长官的准行政组织,受中央政府委托,在各自辖区内履行财政职能,并且围绕各自的职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地方行政事务。它们对本政区内的州、县,甚至路一级的官员存在着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使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事务的监察与管理进一步加强;但是它们的权力扩张受到中央政府的抑制,最终未能成为正式的行政组织,使宋代地方行政体系运作迟缓的发展趋势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金元之际“十道”变迁考论——兼论元代腹里地区的形成

本文针对金元之际出现的一系列十道现象,聚焦于蒙古窝阔台汗八年画境十道时的分道状况与中统元年十路宣抚司的辖境问题,探讨了十道的具体变迁情况及其给蒙元北部中国地区区划所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金元之际出现的一系列十道划分现象,与该时期诸转运司路的划分紧密相关。这种类似于财政型性质的十道区划体系,非常明显地反映出金元之际北部中国地区的一种跨高层级辖区的演变图景。元初十道体系渐趋式微,其崩解的过程则正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有元一代所谓腹里地区的历史形成过程;据此,我们还可进一步窥知元代腹里地区内部区划的生成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