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加和约》与苏波边界变更

正一、苏波战争与《里加和约》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为了自己的生存,被迫于1918年3月与德国签订割地的《布列斯特和约》,俄国放弃对波兰、立陶宛等地的管辖与主权,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为德国所控制。从此,在苏德、苏波关系中出现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问题"。1920年4月下旬,波兰军队在协约国的怂恿下,对苏俄发动了进攻。战争初期,波兰军队长驱直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战线过长而遭致苏俄红军反击,红军不仅收复     

试析1956—1973年越南抗美战争期间的苏越关系

越南抗美战争期间,苏联和北越的关系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苏越关系貌合神离。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苏联有意接近北越,但北越对苏联是不信任的。第三阶段: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苏越关系逐渐变得密切。     

试析1956--1973年越南抗美战争期间的苏越关系

越南抗关战争期间,苏联和北越的关系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苏越关系貌合神离。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苏联有意接近北越,但北越对苏联是不信任的。第三阶段：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苏越关系逐渐变得密切。     

重新认识二战前夕苏德关系的发展

1990年，苏联出版《危机的年代，1938—1939，文件与资料汇编》，首次公开了二战前夕苏联对德国交往中的一些重要文件。美国学者罗伯茨据此重新研究了二战前夕的苏德关系，指出在导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结局的苏德关系的发展中，德国是主动的一方；苏联对英法苏莫斯科谈判并非一开始就脚踏两只船；《苏德条约》中的秘密议定书并非是苏德瓜分波兰。这些观点，与西方传统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对两点进行一些比较与分析。     

苏联解体后波兰学者对苏联史的研究

苏联解体后波兰学者对苏联史的研究程人乾波兰是苏联的近邻,波俄（苏）有一千年的交往史,又有漫长的共同边界线,尤其近代以来,两国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波兰学者研究苏联史有其优势：掌握第一手资料较丰,了解俄国学术界动态较详,也熟悉西方学者的观点,因而其研究...     

一份改写欧洲历史的中国情报

1933年1月,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上台后,把德国变成了极端恐怖的法西斯专政的第三帝国。1937－1938年,发动战争的准备就绪,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戍了极危险的欧洲战争策源地。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战争演说”,在他们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之后,又在当天向波兰发起了“闪电式”的空袭,占领了但泽地区,波兰被这伙战争狂人打得支离破碎。1939年9月3日,英、法两国在德国拒绝关于停止侵峪波兰的“哀的美敦书”之后,对德国宣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正式揭开。由于俄罗斯国土还没有受到攻击,因而苏联…     

略论诺门罕战争前后苏日远东政策及其演变

诺门罕战争亦称诺门坎事件,是1939年5月4日到9月16日在今中国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一带以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拉哈河及其支流胡鲁斯台河两岸进行的一场战争,参战双方为日本、伪满洲国军队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这是一场局部的立体化战争,以日本军国主义遭到惨败而告终.这场战争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正处于日本加紧用兵中国华北、华中并向华南逐步推进时期,处于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中的关键阶段.     

论20世纪30年代波兰的等距离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得以复国。而此时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实力最强的国家,波兰积极追随法国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到20世纪30年代时,欧洲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波兰东西两边的苏联和德国实力逐渐增强,处于夹缝之间的波兰的安全受到了重大威胁。为求自保,波兰在德国和苏联之间推行了等距离外交。但由于各种原因,波兰的等距离外交并没有挽救它再次被瓜分的命运。     

苏德同盟时期苏联的一些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与希特勒为了各自的利益——避免过早发生战争并划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于莫斯科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周后,9月1日清晨,希特勒对波兰实施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国内,尤其在文艺界,一些荒诞不经的事件便接连发生。《女武神》登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遭禁斯大林极力要向希特勒表示友善,首先想到     

波兰战后初期的人民民主道路之争

本文介绍和分析了波兰战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波兰党内“国内派”和“莫斯科派”在以后发展道路上的意见分歧和争论,指出以哥穆尔卡为首的“国内派”主张根据波兰国情走人民民主道路即“波兰道路”是正确的,“苏联模式”是不顾波兰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左倾教条主义观点。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波兰最终没有选择“波兰道路”,而是被迫接受“苏联模式”走上了另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这一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探讨和深思。     

PLANNING: LESSONS FROM THE U.S.S.R.

Evaluation of the success of a plan requires the collection of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purposes. In the health care field, outcomes are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measure. To the extent that a successful program of prevention should result in providing less of a service, a conflict exists between planning and prevention: in the absence of outcome measures, success will b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failure, as in both cases, planned targets would not be met. To avoid this dilemma, an indicator-oriented planning system would be predicted to operationalize prevention in countable terms requiring increased inputs, or increased numbers of processes, regardless of the payoffs in health benefits. Screening, check-ups, and one-on-one contacts with health professionals would be emphasized at the expense of group-oriented activities or societal changes. Planning can thus have counter-productive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theory is illustrated by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health care system in the U.S.S.R., including their anti-smoking and anti-alcoholism program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