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浙江大学的贵州情缘

正抗日烽火中,有一所号称"东方剑桥"的民国四大名校之一的大学迁入贵州,在贵州定居七年,这就是国立浙江大学。时任校长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从1939年始带领不足600名学生的队伍进入贵州,先后迁抵贵阳花溪青岩、遵义、湄潭等地,到1946年秋迁返杭州,由原来的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7个系和教育、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的筹建

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收留上海内撤的公私立大学学生而筹建的一所高校。由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兼任东南联大筹委会主任,先设校于浙江金华,第二次浙赣战争爆发后迁址福建建阳。浙赣战争爆发导致上海高校师生内迁交通阻断,1943年6月,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东南联大虽未筹建成功,但在我国抗战时期高教史上仍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例

抗战军兴,上海光华大学在成都设立分部。分部校政由光华旧人主持,创办经费多得川人捐助,校董亦大半川籍。光华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毫无渊源,政府资助不足,学校只得征收高额学费。征费之举引发学潮,川籍校董邓锡侯、向传义等地方势力支持学生,并顺势接管学校。从此,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为一所地方化的学校,并于其后被改组为成华大学。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与地方高校的国立化路径相反,实为地方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之举,研究此一问题足以加深对战时中央、地方以及内迁高校三者关系的认识。     

高校内迁与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

高校内迁与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侯德础张勤抗战时期，濒于战火的几十所国立、省立和私立的高等院校络绎内迁，形成了我国教育史上一次自东向西的院校大转移，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职员工友和莘莘学子，为保存我国高等教育之精华，千里辗转，共赴国难，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教...     

抗战时期迁黔续办的11所国民革命军军校(下)

八年抗战期间,国民革命军的 11 所军校先后迁至贵州各地办学。地瘠民贫的贵州节衣缩食,倾其所有,为国家培植桢干之才、为民族蓄养浩然之气、为反攻铺筑胜利之基,真可谓坚苦卓绝,厥功至伟!不可不铭之于青史!陆军军医学校在安顺中央陆军军医学校,前身是1902年创办于天津的北洋军医学堂,辛亥革命后易名陆军军医学校,1917年迁北京,1933年再迁南京,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改称中央陆军军医学校,并设广州分校。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本校迁往广州并与广州分校合并。次年辗转内迁贵州安顺北兵营。该校迁安顺时已属完善的5年制本科大学。有本科生8个班,均为面向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论抗战时期医学高校的迁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企图摧毁中国教育事业,对高等教育机关狂轰乱炸,使中国高等教育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保存中国教育实力,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内迁的决策。据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也对医学高校的内迁作了规划,并以这次内迁为契机,对西南、西北及华中地区的医学教育加以了重视。随着国府的迁都重庆,四川成为了抗战后方重地,为此,有不少高校迁往了四川,其中医学高校就有12所。这些医学高校在四川的建设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的医学教育事业,并为四川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校易名念先贤 身世浮沉志不移——怀念老校长王伯群先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学校内迁。大夏大学原设立在上海梵皇渡（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王伯群,系贵州兴义人（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学校内迁时,他即决定将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并开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及师范专修科。     

故宫文物一部分移存贵州的经过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之后,得陇望蜀,竟欲继续进犯我国土,使华北局势益趋紧张。为了确保历代珍贵文物的安全,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古物,曾于一九三三年分五批交火车运存上海。一九三六年南京朝天宫古物库房建成后,遂全部移存南京新库房。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朝天宫所藏文物便分别疏散到陕西宝鸡、城固,四川重庆和湖南长沙。其后敌军深入,重庆古物转移到乐山、峨眉,长沙古物则转移到贵州。运至贵州者包括一九三五年曾在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大部珍品,凡百余铁皮箱。最初在贵阳北门内灵光路赁房一所,古物即存于南房。其中历代字画与铜、瓷、玉器,更是国宝性的文物。由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尚严,科员朱家济、曾济时,书记李光第管理。贵州省政府派武装警察数人日夜守护。     

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期间,内迁贵阳的私立大夏大学因经济困难,不断向教育部申请改为国立。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鉴于贵州缺乏综合性国立大学,出于合理分配全国高等教育资源的考虑,以大夏大学更名贵州大学作为允改国立的条件。大夏大学以校董会中的中央要员为后援,数次与教育部博弈,维持了私立身份并获得高额补助。在大夏大学改国立的风波中,无论是整顿教育手腕强硬的陈立夫,还是支持陈立夫的蒋介石,最后均向校方让步。在抗战中大多数资源掌控于国家、民间社会弱小的前提下,私立大学唯有寻求政治的支持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然而,此种政学结合又不可避免地会给国家的教育行政造成一定困境。     

竺可桢与贵州

竺可桢对贵州的发展作过大量工作,特别是抗战时期浙大内迁贵州期间,竺可桢领导全体浙大师生为贵州的发展作了各方面的努力,本文主要论述他们在贵州气象发展、志书修纂、禁烟运动、农业推广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回忆我们的父亲陈治策

2008年12月7日至9日,由著名导演谢晋（国立剧专第七届学生）题写片名的3集历史文献纪录片《国立剧专在江安》,在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播出（后又在第9套节目播出）,引起了海内外观众的关注。该片通过有关历史图片、资料和部分国立剧专师生的片段回忆,再现了该校的历史,肯定了余上沅、     

《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机器面粉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该书利用陕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及民国文献,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及工厂内迁、人口内迁、“抗战建国”、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转移等因素,后方机制面粉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产销量,还是机器设备、从业人员等方面,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     

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校中师生心态变迁初探

抗战时期,大批高校内迁,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迁入西北,几经波折,最终落脚甘肃兰州,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师生们是如何逐渐适应这段充满艰辛的迁校岁月,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热情,这是一条复杂的心路历程。     

杨纪珂访谈录

杨纪珂,中国致公党中央名誉副主席,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矿冶系,1948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后相继任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1966年调到中国科技大学统筹方法研究室,先后任数学系、生物系、管理系副教授、教授。1980年当选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88年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1991年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四大名中之一在贵阳——记抗日战争时期在贵阳的原国立十四中

在抗日战争前,全国就有"四大名中"之说,她们是上海中学、扬州中学、南开中学和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其中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简称中大实校,后改为国立十四中学。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中大遭日机两次轰炸,9月中大实校西迁安徽屯溪,11月再迁长沙,1938年8月迁贵阳,在水口寺至观音洞一线背靠马鞍山至绵羊坡,前临南明河畔,辟荒建校,坚持八年,学生逾千。1941年7月因中央大学远在重庆沙坪坝,实习困难,故将中大实校更名为国立十四中学,而将在重庆青木关的国立十四中学更名为中大师院附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全部迁回南京,合并称为中大师院附中。1949年解放后,8月学校易名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这个学校于1902年建校至98年,十易校名,五迁校     

战时工厂内迁择址的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

全民抗战来临之际,全国总动员初见成效,工厂内迁是政府经济统制的一个方面。内迁几经波折,一迁再迁,徒增无谓的损失。内迁牵涉范围极广、效果不一,但就目的所达则首推重庆最为突出。重庆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成为内迁终点首选的因素所在。     

民国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民国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从1935年建立,到1949年停办,历时15年,在办学方面很有特色,在贵州民族教育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这所学校当时在黔东南、在贵州省、乃至全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该校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实验,对于培养能文能武能劳动实干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村寨实验区的试验与推广,对当地边民的习     

抗战时期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曾轰炸贵阳等地并一度攻至独山,给贵州地方造成严重的破坏;贵州人民为支援前方抗战,曾积极承担责任,出人、出物、出钱,作出了重大牺牲和不朽贡献。直至抗战爆发时,贵州地方社会经济仍处于落后、停滞状态,并不具备自身即能迅猛发展的良好环境与条件,然而,就在此国难当头的艰难时势下,贵州地方经济却出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迅猛发展的局面。不可否认,这是贵州人民和内迁贵州工厂企业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国民政府开发、建设大西南后方基地所取得的具体成效之一。长期以来,贵州地方社会经…     

战时工厂内迁择址的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

全民抗战来临之际,全国总动员初见成效,工厂内迁是政府经济统制的一个方面。内迁几经波折,一迁再迁,徒增无谓的损失。内迁牵涉范围极广、效果不一,但就目的所迭则首推重庆最为突出。重庆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成为内迁终点首选的因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