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经验补足短板 夯实方志编修根基——以梧州市修志工作为例

《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目前,我们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已全面完成,即将启动第三轮修志,因此,要未雨绸缪,认真总结第一、二轮地方志书编修的经验和不足,探讨高质量组织开展第三轮修志的路径,夯实方志编修根基。     

在广东省新方志编修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我省开展新方志编修工作20周年,这是我省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喜事。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谨代表省人民政府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刚才,陈强同志传达了张德江书记和黄华华省长最近对我省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同时对我省的地方志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回顾、总结和展望,讲得很好,我都赞成。会上还展示了我省新编方志编修工作20年的主要成果,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地方志编修工作

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以人为本编修新世纪方志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事业的发展以人为基础,事业发展的成果为人人所享。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为人民的精神生活提供着重要的思维动力,承担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地方志工作部门要把“以人为本”这一根本原则贯穿于修志用志的整个过程中。     

从《兴化府志》看明代莆田地方志编修的特点

我国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志书内容丰富．编写体例独特。古人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地方志也被称为“地方百科全书”．“是故志之重于郡也与国史并”。明代是我国志书编撰较为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方志．也呈现出独特的编撰特点．以下以明代弘治年间的莆田《兴化府志》为例,对这一时期莆田地方志编修进行简单的分析。     

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

章答复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对明代方志数量进行重新统计,并归纳出官定体例、申详呈报、乡绅呈请、公告等修志制度。     

浅析省级志书提升编修特色与工作质量的路径——以《浙江通志·自然环境志》为例

《浙江通志》是全国第二轮修志规模体量最大的一部省级通纪体志书,出版后得到全国方志界赞誉,堪为精品。本文以《浙江通志·自然环境志》为例,探析其编纂组织运行机制和特色,思考新时代省级志书提升编修特色与工作质量的有效路径。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回顾与展望 自豪与信心——在广东省新方志编修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是我省地方志事业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值得纪念的日子。20年前的今天,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新方志编修工作,正式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我省第一届修志工作的序幕。20年后的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回顾我省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分享我省地方志工作的成果,欢庆我省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展望我省地方志事业更加辉煌的明天。此时此刻,我们心中充满了自豪,更充满了信心。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明代方志中的图学思想

中国古代方志蕴藏着丰富的自然科学史料。方志这种特殊的图书表达体裁形式,其图的绘制水平,图的应用范围及其图学思想,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图学的技术水平提供了实物例证。明代方志中的用图十分齐备,有关图表在方志中的作用的论述,其见解亦十分深刻。     

评《汉唐方志辑佚》

方志之修，始于东汉。至隋唐间，天下州郡修图经已渐成制度。德宗建中前，各州图三年一送职方司，建中元年，改为五年一造送（见《唐会要》卷五九）。五代乱世，仍相沿不改，要求逢闰年州县各进图经，“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五代会要》卷一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汉魏至五代近千年间，地记图经之，当不少于数千种，见于载录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流传至今，相对完整的仅有《华阳国志》、《吴地记》等几种，     

志书中的明代宦官史料

在明代,一些地方志的修纂与宦官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明代地方志中存有大量明朝宦官史料,对于研究明代宦官以及宦官在地方管理制度中的角色及影响都具有重要价值。     

地方官主持、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志编纂模式——以清代皖志编纂为例

清代修志事业十分发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对修志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逐渐形成了地方官主修,地方士绅和文人学者参修的一种模式和规范,从而保证了方志编纂的迅速发展和方志质量的提高。     

明代山西方志编纂考略

明代山西方志总体数量、普及程度有了空前的发展,志书种类开始定型,体例亦逐步完善,内容日见丰富,并产生了初级方志理论。作还从明代方志勃兴的原因、编修的组织形式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于晚清乡土志编纂的思考--兼谈当代修志的问题与出路

晚清乡土志的编纂是中国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产物。它的繁荣发展,与清末新式教材需求增加的推动、救亡图存思潮的激荡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很大的关联。追溯与考察晚清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和特征,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与地方志编修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鉴于方志编修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方志编修,促成了方志编纂热潮的出现。士绅参与修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多名士绅合力修志,二是个人独立修志。士绅合力修志是明清时期地方综合性志书编纂的通行模式。有些名望较高的士绅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志书编修,但也为志书编纂出谋划策。士绅不仅积极参与志书的具体编纂,还主动捐款支持志书编修。参与修志的士绅层次不同,角色分工也有所不同。士绅通过编修方志,建构地方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