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大生产运动

困难时期的记忆 1939年至1940年,我在母亲的工作单位安塞保小上学,那时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     

重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62年前我去延安时路过、停留了一段时间的地方。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川东青委书记、我的领导杨述同志被捕。当时我正在重庆做秘密     

我与《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的交往

<正>认识的经过和最初联系1939年10月,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已逾两年,我在宜昌任荆宜师管区第三团中尉连附。一次参加宜昌警备司令部主持的"国父"纪念周,当时宜昌所有党、政、军各界的官佐和公务人员均参加,在会场上我与列队邻近的宜昌第一区署区员张传心相识。     

贺龙的文艺情结

我是贺龙元帅麾下的一名文艺兵,我们大家都亲昵地称他为贺老总。我从1939年起就一直跟随着贺老总转战南北,直到“文革”前夕。“英灵虽已逝,恩泽万古长。”每当我回忆起贺老总,他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初见贺老总1939年深秋,我从晋察边区“抗日人民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文化工作团”奉调到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工作。记得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战斗剧社的政治指导员王可(后更名王克,全国解放后历任广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事体育学院院长等职)骑着一匹老黄马来到二分校办理调我的手续和接我去剧社。当时我们住…     

1939-1942年江苏地方忠烈祠的筹建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日死难烈士,1939年曾通令全国筹建忠烈祠。江苏省地方各县依照省府训令进行了筹建。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建祠呈现出时代的特点。本文拟就1939￣1942年江苏各地方筹建忠烈祠的基本状况、特点及其成因作一简单介绍。     

张自忠将军曾住在我家

记得是民国28年(1939年),有一天王运安保长带着三个国民党军长官模样的人径直往白龙山脚下边我的家里走来。当时我正在耕田,见有客人到来,忙把耕牛拴好迎接他们。王保长对我说,经过勘察决定,为了抗日,有队伍马上要来我们这里驻扎,希望我做好接待。我立即答应了。之后,     

国民参政会中的怪状

1939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大学召开。当时我兼任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秘书,在这里,我目睹了一幕幕滑稽闹剧。 当时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召集人是罗文干。此人曾是烜赫一时的人物,历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司法部总长、财政部总长、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外交部长。他一身傲骨,有股犟脾气。后因鄙夷蒋介石,失去权位。现在忝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作为外交组的召集     

我所了解的阎彩云和阎立品父女

1936年4月,阎立品来太康县寻找父亲阎彩云,并搭班醒民剧社演出,直至1939年2月①。当时,我正在醒民剧社当演员,因而对这段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特别钦佩阎彩云精湛的表演艺术,曾悉心向他求教。我和阎立品的大弟弟阎立三是知心朋友,还曾同台演出,互相切磋。     

抗战时期国立贵州师范办学特点

1939年冬——1949年冬,建在贵州边远山区榕江的国立贵州师范(简称“国师”),其办学特点为“教育即生活,生活要生产”,因而曾名闻全国。该校的前身是贵州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1939年秋,前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接任校长后,为了开发边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1939年冬,便将学校迁往当时尚未通公路的榕江,改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1940年春,国师在榕江设师范部(高师3年制)简易师范部(4年制)、初中部(3年制)开始招生。1940年我从榕江县城区小学转入国师与榕江县政府合办的联立小学,1941年春,考入国师初中部。我在国师及其小学读书的四年(1940——1943),正是校长黄质夫按照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和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     

女儿心日中的饶漱石

我1938年出生在巴黎,当时父亲和母亲陆璀被党派到法国工作。而后不久,他们又被派到美国工作,只得将我寄养在我出生的医院的附属婴儿所里,并由中共巴黎支部的同志临时加以照顾。1939年,父母从美国奉调回国参加抗战时,本想取道巴黎把我一同带回,不料动身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上交通中断,他们只得改道回国,而我不得不一直留在了法国。我们一家人也就这样天各一方近十年之久。     

李维汉“残年有志惜晚晴”

今年6月2日,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李老是我的老领导,是我所敬爱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夏,我由关中分区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我在这里当教员）调回延安,到中央宣传部工作。部长是张闻天同志,副部长是李老。我在李老直接领导下,研究当时全国国民教育问题,参与了《我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的写作。1941年夏,我从中宣部调到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任研究员,李老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负责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我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这时同李老接触更多了。在整风学习中,李老…     

抗日烽火记童年

这是我小时候学会的一首歌,它唤起我好些童年的记忆。 1937年7月7日,反对日本侵略的全面抗战开始。战争之初,日寇频频得手,广东成为首当其冲的地区之一：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939年6月,日军进犯汕头、潮安;1941年12月8日,香港英军投降。我的家乡、地处粤东北的兴宁,当时是国民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香翰屏部的机关驻地。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和省立文理学院等四所高校,     

薄一波长女薄熙莹与沁源奶娘岳根兰

1939年2月，薄一波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由沁县辗转来到了地处深山的沁源县，驻扎在了距县城10公里处的阎寨村。阎寨村位于县城的东南部，是当时上党地区通往临汾、陕北的一条重要通道。     

抗战期间一个到过贵州的俄罗斯人——忆斯莫夫先生

1939年,我在国民党炮兵55团部任军需。南京沦陷后,日寇向我国内地步步进逼,炮兵55团从前线撤下来后调到乌江北岸驻防修整,团部设在遵义团溪。当时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我国在很有限的外力支援下实际上是独立抵御日寇的侵略,战场之神的大炮的装备并不精良,分别是美国、德国、俄国的旧式火炮。我到团部不久,见到一位50来岁,     

护送徐向前同志由冀南到山东

1939年初,我在八路军129师抗日先遣支队三大队任政委,大队长是谢家庆同志。当时,先遣支队三大队在平汉铁路东冀南平原的曲周、广平、馆陶一带活动,暂属129师386旅王新亭政委指挥。     

抗战中的一次"模范歼敌战"

1939年8月,我八路军115师在山东鲁西梁山地区以劣势装备和与敌相等兵力全歼日军一支装备优良的“王牌”大队,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战争活剧,它不仅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以同等兵力歼灭日军成建制部队的“模范歼灭战”,而且击毙日本皇族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严重打击了日军盛行的“武士道精神”的“自尊”,震撼了当时的日本国内和日军上层。     

抗战中的一次“模范歼敌战”

1939年8月,我八路军115师在山东鲁西梁山地区以劣势装备和与敌相等兵力全歼日军一支装备优良的“王牌”大队,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战争活剧,它不仅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以同等兵力歼灭日军成建制部队的“模范歼灭战”,而且击毙日本皇族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严重打击了日军盛行的“武士道精神”的“自尊”,震撼了当时的日本国内和日军上层。     

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述评

一、近年来,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已获得它应有的地位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近年来已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从抗日根据地存在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一些学者、新闻记者发表的报导性作品,如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陈克寒《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视察记》(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李公朴《华北敌     

王震下令我们结婚

1939年,我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认识的林志方深深地相爱了。我是河北安平县人,卢沟桥枪声一响,就通过二姐的介绍参加了八路军抗日青年纵队,16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相会西北战地服务团——怀念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

1999年3月3日,我在太行老区深入生活,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一条使我十分悲痛的消息:“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3月2日在北京逝世”。我看了这条消息后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我和凌导演是1939年秋在晋察冀认识的,那时我在晋察冀边区政治工作队,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正在筹建儿童演剧队,经周巍峙同志(原西战团主任,今中国文联主席)亲自挑选,我被调入西战团,第一天报到就见到凌子风(那时叫凌风),他身穿日本军大衣,背着日本牛皮背包,穿着日本皮鞋,还留着一小撮胡子,活象一个日本鬼子,我当时以为他是日本战俘,就有意识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