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在甲午战争期间外交活动的考察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陆海军多次受挫。为挽危局,清廷重新启用已被罢黜九年之久的恭亲王奕。甲午战争期间,奕在处理中日交战、三国干涉还辽及护台的外交活动中,主要是乞求列强干涉之策,其对外的依赖表现出奕在外交活动中的软弱与怯懦。软弱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清政府政治体制的腐败,经济的落后,军事的废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

奕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訢)

奕訢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讠斤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恭亲王奕訢的封爵时间

奕訢,封爵恭亲王.关于奕訢封恭亲王的时间,多种辞书和著作说法不一,或说是1851年,或说是咸丰时封为恭亲王.通过查阅《清实录》和奕訢诗抄,奕訢的封爵时间问题得以清晰,著封是在道光三十年,册封是在咸丰二年.     

奕訢洋务思想浅论

清季末世的洋务运动其地位、作用在中国史学界已有成论,其间涌现的一批洋务大员亦有研究。但作为清廷中枢洋务主政人物奕訢却鲜有论述,其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及洋务思想亦提及不够,几被忽略。本文拟就此稍加阐述,并予以客观评价。     

奕訢思想专题史料的研究

奕訢是晚清时期重要的当权人物之一,他为晚清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关于奕訢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很多,相关史料更是多不胜数。在这里,我主要介绍几种比较重要的史料学情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奕劻外交活动真相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外交矛盾交织.庆亲王奕劻以皇族特殊身份进入中央政权,执掌军政外交,参与处理清廷与义和团、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和列强签订<辛丑议和条约>等.从中看出奕劻外交中的特点及经验教训,将给人们以启迪.     

19世纪末2O世纪初奕劻外交活动真相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外交矛盾交织。庆亲王奕勖以皇族特殊身份进入中央政权,执掌军政外交,参与处理清廷与义和团、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和列强签订《辛丑议和条约》等。从中看出奕勖外交中的特点及经验教训,将给人们以启迪。     

恭亲王奕訴的封爵时间

奕訴,封爵恭亲王。关于奕訴封恭亲王的时间,多种辞书和著作说法不一,或说是1851年,或说是咸丰时封为恭亲王。通过查阅《清实录》和奕訴诗抄,奕訴的封爵时间问题得以清晰,著封是在道光三十年,册封是在咸丰二年。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

近代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交战各方国力及动员能力的较量。在甲午战争爆发初期,日本政府以及财界就巨额军费的筹措,有捐款说、内债说和外债说等主张。最终松方正义主张的内债说上升为国家意志。日本政府脱离和平时期的财政运作模式,在战争期间超常规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为战争筹资。明治政府在煽动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合理利用短期借贷、增加纸币供应、发行国债等近代金融手段,促使财界及民众在经济上支持战争,其中日本银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大陆作战停止前,日军的绝大部分费用是通过日本银行短期周转,再以发行长期国债偿补的方式筹集。马关议和结束后,清朝的巨额赔款成为弥补日本在战争期间透支军费的财源。     

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正处于外交转型中的德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这也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初期,德国表面采取超脱的中立姿态,多次拒绝清政府与英、俄等国的调停提议,实质是鼓励或偏袒日本的战争行为。由于担心战争可能对远东利益格局乃至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不利于德国的变化,且出于帝国主义追求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防范东方文明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战争后期、中日谈判及"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国大幅度调整政策,积极推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尽管很难明确判定哪项动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推动者与重要参与者"的结论。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德国在远东的外交以及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万国公报》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对战争进行报道、评论最具影响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声鹊起。但其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侵略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既反映了英美远东利益的受损,也说明了《万国公报》前一取向的失败;而此时勃然兴起的康梁维新派,视《万国公报》为启蒙的教科书,并对李提摩太诸人深抱希望,则反映其后一取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说明,林乐知诸人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毕竟代表本国殖民主义利益的局限;但是,于其关于热爱中国的表白,不可轻信,却也无需苛求。     

甲午战后的《镜海丛报》

澳门《镜海丛报》创刊于1893年7月18日(光绪十九年癸巳六月初六日),终刊于1895年12月25日(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初十日),周刊,共出版125号。另有内容存有差异的葡版,中版终刊后,葡版还继续了多年。这次影印出版,虽然只是目前所能找到的一部分,但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聂士成与中日甲午战争

聂士成为晚清军界一颇为重要的人物。对于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以前史学界有所论及，但大多是一带而过，缺乏整体的认识与研究。下面笔者从四个方面就聂士成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作一简单的论述。……     

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

在日本的思想舆论界,甲午战争的性质被普遍认为是“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方面将这场获得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通行证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圣战”、“义战”,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思想家如内村鉴三转向了和平论,而大多数则如德富苏峰那样走向了帝国主义。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国民的形成——近代媒体的发展与作用

培养近代国民是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是国民的内在属性。甲午战争是日本进入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能够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舆论条件。战争与媒体交互影响,使＂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强化,对外形成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优越感和蔑视感,军人被英雄化、神圣化,围绕战争也形成教育方式多样性,民众由此达成了对天皇和国家的认同,甲午战争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民族＂特质的重要标志。     

章高元与中日甲午战争——兼论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

清军将领章高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命增援前往辽东战场,在盖平战役中他不畏强暴.奋勇杀敌,建树了英雄业绩,虽败尤荣,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坚持抵抗态度,但违心服从清廷旨意,对其后丧地负有一定责任.应肯定章高元是一个有作为的抵抗派人物,是功大于过的爱国将领.     

重评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海守陆攻“战略

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确立的“海守陆攻“战略,是其内部各派意见妥协的结果.该战略吸取了以往反侵略战争的教训,注意到发挥(对清朝海军而言)陆军的相对优势,把主要战略方向放在朝鲜半岛是正确的.但清军在实际作战中并没有真正执行该战略方案,而且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有许多致命性失误,从而对清军在甲午战争前期的一系列失败产生直接的影响.     

丁汝昌与甲午海战

在甲午海战中,丁汝昌作为中国海军参战部队北洋舰队的统帅,其作用无疑十分重要.但丁汝昌究竟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既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也受到他周围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果全面考察就会发现,战争爆发后,丁汝昌这位并不称职的海军提督,率领着一支实力不强、士气低落和保障不力的舰队,在决策者或盲目或保守的作战指挥下,被动消极地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三次交锋,最终以他本人的自杀和北洋海军残余兵力的投降结束了这场海战乃至整个战争.战争实践表明,仅就海军本身而言,中国当时还没有成长出符合近代化要求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