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币制改革：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出笼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于1948年8月在全国实行币制改革，强行收缴金银外币，发行新货币金圆券。这场史无前例以搜刮民脂民膏为目的的币制改革短短10个月便彻底失败。它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后也加速了国民党经济的崩溃和在大陆政权的覆灭。而这场荒唐短命的币制改革却与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紧密相关，它的出笼前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逸事秘闻。     

温和通胀的期待:1935年法币政策的出台

1935年的法币政策,将几十年议而不决的币制改革付诸实施,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币制改革由理念、设想、计划最终落定为现实,因于多种因素的刺激,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美国白银政策推行后导致的白银危机,是法币改革的直接催化剂;中国货币体制与外部世界日渐暌违,也不断刺激着国内币制的改革要求;进一步探究,法币改革的实施,与中国经济基础逐渐增厚相关,经济总体上的不断成长,对弹性货币政策形成一定期待,而且为币制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日本军银系统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抵制和破坏

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日本在华北的利益、金融构想产生了直接冲突。军方和银行在日本政府默许和授意下,胁迫华北实力派干涉华北白银移交国民政府,支持河北省银行并发行货币、接收兑换华北地区外商银行存银。随着币制改革的推进,日方被迫不断修正华北币制自主方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实现了对华北金融系统的全面控制。     

西原借款与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

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都试图改革中国币制,统一全国的货币制度。1918年始,在日本方面提供＂西原借款＂的条件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出台了《金券条例》,力图通过这笔借款的一部分进行一次币制改革以希在中国建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但最终归于失败。长期以来,学界对＂西原借款＂的研究都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借款对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中国政局、社会经济的影响。具体到当时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有何影响则鲜有评述。本文将通过探讨币制改革的背景、过程,日方“西原借款”与此次币制改革的关系．来揭示段祺瑞政府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民国时期币制改革思想的进步与局限

1912-1949年,中华民国经历过沉重的白银危机和相当惨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时人纷纷著书立说,为币制改革献计献策,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相当丰富。本文在对代表性人物币制改革思想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之上,增加对当时普通民众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相关言论的整理和研究,更为全面地对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增强民国金融思想研究的薄弱领域,开拓了币制改革研究的新思路。     

民国时期新疆的第一次币制改革

民国时期新疆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即分别是1938年盛世才统治时期由毛泽民主持、国民党统治时期及新疆即将解放时,这三次币制改革中惟有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币制改革以失败告终,其余两次都是成功的,尤其是毛泽民主持的第一次币制改革,其意义是深远的,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     

浅析蒋经国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原因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的统治区经济一片颓势。为挽救危急,蒋介石政府不得已实行币制改革。上海成为成败的关键。而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运动却最终以失败谢幕。其失败的原因是由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币制借款与银行团的重组——从旧银行团到新银行团

币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币制借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法英德四国银行团签署了《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000万镑,用于改革币制和开发东三省的实业：并规定先行垫款200万镑,100万镑为改革币制之用,另外100万镑为开发满洲之用。实际上在清政府垮台前银行团只为后一目的垫付r40万镑,债券并未发行。     

顾翊群关于经济问题与钱昌照来往函一组(上)

顾翊群,字季高,民国时期金融家、银行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金融界任职。1933—1934年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派赴欧洲考察币制与金融改革等事宜,1936年在广东任职。此组史料选自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辑录了顾翊群在1933年至1937年间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的来往函件,就国际金融形势、中国的币制改革、广东省地方经济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极具价值的见解。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纸币发行概述

<正>新经济政策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后实施的一系列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的总称。一般认为,新经济政策主要实施时间为1922-1928年,其主要内容包括实施粮食税、租让制、币制改革等等,其中的币制改革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保证新经济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关键举措。苏联的这次币制改革从1922年开始到1924年结束,发行了各种功能不同的纸币,基本建构了苏联的货币发行体系。币制改革后的1924年到1928年5年间,     

试析影响民国时期币制改革的外部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币制改革,第一次废两改元,确立了银本位制;第二次是以管理通货制度取代了银元本位制,建立了法币体系,实现了中国币制近代化的重要一步.中国的这两次币制改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危机,稳定了社会发展,对实现中国金融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促使国民党政府进行...     

张学良执掌东北期间币制改革的举措与困境

皇姑屯事件后,奉系实力受损,退回关外.累年征战,东北社会经济衰弱,民生凋敝.至1929年初,以奉票为本位的金融体系难以为继,张学良初掌政权,亟待稳定金融商贸秩序,并逐步寻求改革币制之道.为此,东北当局先期发行四行联合准备库券以适应市面对现洋兑换券的需求,继而颁布奉票维持办法,遏止其跌落态势.而后设法充实准备金,在大量发行新本位币的同时逐步回收奉票,以建立新的货币体系.在此期间,战事走向、人事布局与内外政治形势的演变均对改革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张学良则根据局势变化不断调适政策,终借中原大战之机,进兵关内,促南京方面兑现承诺,从而基本达成币制改革目标.     

袁世凯政府的币制改革

统一币制的问题,是促进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课题。辛亥革命以前,币制改革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的日程上,辛亥革命以后,政治的变革激起了人民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币制改革的问题被     

“新疆大头”再探及其版式研究

一、“袁大头”的渊源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令江南造币厂归财政部管理,主张把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并着手定币制。不久,袁世凯在中外势力扶植下,迫使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让位,故币制问题未及整顿。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改革酌原因有三：     

揭开宝迪当八钱的神秘面纱

提示：新疆红钱宝迪当八钱的重量仅为宝伊当四钱的四分之一,而币值却大出了一倍。宝迪当八钱与宝伊当四钱在币值和重量上不一的问题,一直令红钱爱好者迷惑不解。笔者通过对自己收藏的实物进行比较、分析．再结合各种史资研判和推理。结论为：成丰五年（1855年）新疆当局巧妙利用大钱改值的机会,推动了南北两路钱法统归一律的币制改革。宝迪当八钱就是这次币制改革的产物。     

耿爱德及其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

耿爱德是在华侨居多年,对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外籍专家.他关于中国币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1929年出版的<中国货币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银价的骤降骤升严重威胁着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耿爱德也更多地关注着当时我国的货币金融问题.他的主要关注点有二,一是纸币与现银的流通和兑换,即银纸关系,二是币制改革的原因和方向,研究世界银产、银市、银价及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耿爱德支持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其主张和看法也大体上符合史实与潮流.     

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述评

为了促进银行业快速发展 ,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就尝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币制改革 ,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尽管政府与上海银行公会在币制改革的目标、原则与措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但二者的合作却占据主导 ,也正是因为二者的合作 ,近代中国币制改革的许多具体措施才得以实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货币史研究：中国近代货币本位制度的建立和崩溃（二）

在外国金融家三次来华期间,中国的货币决策层和有关的学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币制改革问题,提出了关于货币本位制的主张。总的目标是实行金本位制,在尚无实行金本位的条件时,有的主张先实行金汇兑本位制,有的反对,多数人的共识则是先实行银本位制,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金本位制。     

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

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向清政府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在银价暴跌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之下,清政府存在接受精琪方案的客观“诱因”,但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清政府最终废弃了这一方案。究其原因,除了反对精琪方案中所含的一些帝国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因素以外,“货币发行地方化”这一历史现象也值得重视。对各省督抚们来说,独立的货币发行是主要的财源之一,币制的改革势必会影响其收入。实际上,此前他们已数次“抵制”清政府推进的币制改革,他们是清朝币制改革的巨大障碍之一。另外,在地方行政和财政运营中已经成为习惯的“陋规”,也是币制改革的一大障碍,是更深层的“抵抗”力。精琪对在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所要面对的“抵抗”做了过低的估计,这是其重大缺陷。     

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财政部多次派员商洽无果而终.自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国民政府再次派要员南下改革广东币制.如何确定券币比率引发诸多争议,商界大多主张“不超过加三”,财政部以毫券准备金不足为由暂定“不超过加五”,商界反复交涉亦未能变更.1937年1月以后,面对涨价风潮和金融风潮,商界要求减低券币比率的呼声再起,并得到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迫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6月公布将券币比率改订为“加四四”.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实质上是各方经过反复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这表明在中央强化集权、垄断金融的态势下,地方仍有争取利益的空间.